尹俊骅:高三那年废除高考,一夜无眠

 

本文作者(后排左6)与大学同学。

 

 

1966年6月,一个炎热的夏季。杭大附中高三年级的同学们在紧张地复习迎考,考大学的自愿表都已经填写完毕,再过些天就应该进入考场了。提前录取的同学,甚至已经拿到了入学通知书。我们高三(甲)班的蒋鲁辉被空军学院录取,侯兰儒被军事外国语学院录取……

我还清楚记得,蒋鲁辉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欣喜狂呼,从大操场一端张开双手像鸟一样飞过来。然而,谁都没想到一场狂飙正在袭来,文化大革命已经黑云压城,校园的宁静马上就会打破,我们的命运也从此大变样。

杭州大学附属中学,一所与杭州大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学。校党支书记朱联是个老革命又是杭大书记陈烙痕的夫人;教师多是杭大毕业的高才生、甚至直接来自大学教师;我们的同学更有大量杭大教工子女;连我们的校园也是借用杭大生物系的,与大学生共用一个有四百米标准跑道的大操场。我的中学时代九年光阴在这里度过。

为什么会是九年?1960—1966年,初中到高中毕业;1966—1969年,文化大革命。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每一个教师的音容笑貌,还有那些当年雄心壮志冲云天如今已满脸沧桑的同学们,对这所学校我怎么能不魂思梦绕、充满感情!

本文作者近影。

 

 

癫狂从1966年开始。我们是“老三届”最高一届,走过来的路程按照时间顺序是:废高考—破四旧—血统论—红卫兵—大串联—战斗队—几派斗—工作组—革委会—上山下乡。主旋律是疯狂崇拜加疯狂破坏!结果是破坏者被破坏主导者“以革命的名义”全部扫地出门,赶往农村。停学、破坏、下乡构成“老三届”的文革三部曲。

初夏,带着几丝暖意,6月11日晚上我们照例紧张在复习备考。忽然从收音机里面传出惊人消息:“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五)班革命学生给毛主席的一封信”要求立即废除封资修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播出就是正式公布——废除高考!

我的第一反应,是立即赶去学校。那个时候学校为了照顾我们两个高三毕业班,特别让我们远离其它班级,在杭大生物系大操场边上大礼堂两边的耳房读书。我到达教室时,发现已经灯火通明,好多同学不约而同也都赶过来了。

本文作者(前排左1)与高中同学。

 

 

是啊,不高考了,还读什么书?复什么习?大家都晕头转向,但是那分明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能不绝对正确吗?逐渐我们高三(甲)班大半同学都来了,大家围坐在教室议论,谁都不知道废除高考的真正原因,更不知道废除高考后,我们这些毕业生应该干什么。

那时“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主席亲”的口号还没出笼,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无论如何也要表达我们一腔热血紧跟毛主席。这时班团支部书记叶望提议“我们去向北京发一份拥护电文吧”,立即群起响应。

时间不觉已是深夜,通宵邮电局在湖滨,距离我们学校足足要走大半个小时的路程。此时尽管夜深人静,但为向毛主席表决心,山高水远在所不辞,大家哄然出发,我一看,三十几个同学几乎没有一个人回家睡觉的。

到达电信局,拟定电文,总是“听党的话,坚决拥护”之类吧。发完电报,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说不清楚是高兴还是空虚。忽然何健健同学提议“我们去爬保俶山吧,看东方日出。”

本文作者(二排左1)与高中同学参观蔡永祥烈士纪念馆。

 

 

是啊,红日就是毛泽东,我们要向他老人家致敬。一群年轻人在黑黝黝的夜晚登上了宝石山顶保俶塔下,虔诚守望。东方渐白,曙光初露,本来期望会一轮红日,喷薄欲出,我们对着红日欢呼雀跃。不巧这天是个阴天,没有预期的日出,只有黯淡的云层。

一夜未眠,饥肠辘辘,又走夜路又爬山,看同学个个脸色铁青,平时美丽动人的女同学此时楚楚可怜的样子…...不禁有一种悲壮之感。

从此时开始,我们就全身心地投入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考废了,学校课停了,领导成为批斗对象了,揪斗教师开始了,整个学校从此一连三年充满大字报、批斗会、打砸抢、夺权与反夺权、恶性派斗……上山下乡。

高考,那时称作“穿皮鞋与穿草鞋的分水岭”。考上大学的前途一片光辉灿烂,考不上的多半就是待业或者下乡啦。我们班里就有几个同学的哥哥姐姐,考不上大学到桐庐插队落户。

本文作者(中)与大学同学在人民大学校门前。

 

 

宣传的力量强大无比,“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上大学的做好穿皮鞋的准备,不上大学的做好穿草鞋的准备,学习典型人物,如邢燕子、董加耕“身居茅屋,眼观全球。脚踩污泥,心忧天下”。一曲“边疆处处赛江南”,让你恨不得马上飞到边疆江南去。

可是,我看多数同学,还没有傻到连农村和城市都分不清的地步。农村的贫苦落后状况,我们下乡劳动也不是没有见过,因此再怎么也得往“穿皮鞋”搏一搏吧。就在临门一脚时,高考的大门戛然关上了,高考梦没了。

废除高考,打开了文化革命“潘多拉盒子”,释放出全国一亿多学生紧跟毛主席“停课闹革命”巨大能量。那些被阶级斗争、阶级仇恨武装起来的学生们,一开始就产生了巨大破坏力。接下来“破四旧”、“血统论”、揪斗走资派…….疾风暴雨般地展开。

这一夜,我是个另类,我原来就没有填写高考志愿表,也不打算参加高考。记得班主任陈士良老师把我叫去,问我为什么不参加高考?我说我是考不上的。后来王蛟书记也找我谈过,我还是坚持不参加高考。原因很简单,我是右派子女,“黑五类”。

1966年,渐灌渐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思想早已深入人心,“阶级路线”天天挂在嘴上,几乎每个周六下午都会上政治大课“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或请人来忆苦思甜,加深阶级仇恨。文革中甚嚣尘上的“血统论”绝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这也成为后来杭大附中同学之间恶斗的重要因素。

那时候我有自知之明,知道像我这样的“狗崽子”在阶级路线下是上不了大学的,比我高一届的哥哥就是前车之鉴,他还傻乎乎地拼命学习,以为成绩好就能考上大学。

到高三其实我已经不怎么学习了,看课外书还“偷听敌台”。有一次听到“美国之音”播放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演说,当听到“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时,不禁泪流满面。那时,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我生活在“不是以我的出身,而是以我的品格和学习的优劣来评价我”的国度!但当时只是一个梦。

本文作者在成都彭州,祖父尹昌衡故居。

 

 

这一夜我更无法入睡,我本来就没有高考梦,现在大家都没有了,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快感。时隔五十年了,当年那种受歧视、不公平感受,刻骨铭心,不是亲历者是永远无法体会到的。

我的人生经历也随高考跌宕起伏。1970年代初“文革”还在继续,小学中学陆续开始复课,可是发现教师奇缺,斗死斗残一批,赶走一批,不干了一批。大学不办了师范毕业生严重不足,这种情况下,我这样读完高中的人,就成为教师最合适的替代者。于是,我到中学当“代课老师”。

七年时间,我先后代课过三所中学,始终都是个“临时工”,工资32.5元,实际工资30.5元,2元是所谓的“粮食补贴”。临时工的概念也就是城市最底层、最“末路的”、随时都可以辞退的人。

直到1977年,邓小平上台后才恢复高考。记得那时候我正在“浙大附中”(十五中)代课,听到后兴奋不已,但刚开始时政策依然不很明确,我依然不能参加,去了“招生办”也无济于事。1977年底,不能参加高考的我,却去为高考阅卷批卷。

几个月后,好消息不期而至。1978年春,我正带学生在乔司农村劳动,老婆打电话来说邓大人批示,当年高考要“注意招收66、67届毕业生”,真是欣喜若狂。

2016年10月,本文作者在中学校友会致辞。

 

 

回来就开始复习迎考,只剩三个月时间了。好在我的基础扎实,一举就考了高分。当年10月,我拿到中国人民大学录取通知书,感慨万分!

迟到的高考,迟到的录取通知书,整整十二年!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父亲的“右派”平反了,否则我还是没法考进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的,这是后话。

 

作者简介:

尹俊骅,1947年1月出生,祖籍四川,长在杭州。中学就读于杭州大学附中(现在杭州学军中学),是1966年老三届高三毕业生,随即参加文革。当过中学代课老师多年,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进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毕业后分配到浙江省政府工作。1993年辞职下海,搞公路投资事业。

 

(原题:今夜无法入睡)

来源:新三届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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