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小元追忆上大学：生命复苏，心灵飞扬

        

1935年父亲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不像文学作品里的革命者形象，却是一个坚贞不渝的革命者。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我在上小学五年级。“文革”一开始，在学术界工作的父亲骆耕漠，首当其冲地遭受了突如其来的猛烈抨击和残酷的政治迫害，批判文章见诸报端，批斗会接踵而来，家中大量的书籍、物品被“造反派”抄家洗劫，家中的玻璃窗通通被砸碎……

父亲1927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长期参与革命军队和根据地的后勤及财经部门领导工作。但在“文革”中，他却因为大革命时期曾经坚贞不渝地坐过国民党的杭州陆军监狱，而被污打成“叛徒”；因为解放前曾经在浙江、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而被污打成“特务”；因为全国解放初期任职华东财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而被污打成“走资派”；因为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受“潘杨事件”牵连离开原岗位）搞经济研究、蜚声经济学界，而被污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能给扣上的“文革”大帽子，全料不剩的都被扣上了。

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刚刚走过战争年代的革命者意气风发。父亲骆耕漠、母亲唐翠英和姐姐小予。

 

我的初中时期，就是在这种巨大的社会政治压力下，忧心忡忡、惶惶不安地度过的。1971年初，我去了母亲所在的物资部五七干校，在河南农村务农三年。回到北京后，我在福绥境胡同育觉寺改建的街道工厂，当车工五年。

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我完全没有从工人中被“推荐上大学”（文革期间，很少的上大学名额是需要层层推荐、严格政审）的可能。从小学五年级之后，我就再没有过正规文化课的学习机会。

“文革”初期，父母预感时局不好，匆匆带着弟弟一禾拍了这张照片。

 

治国兴邦，教育先行。“文革”结束后，党中央很快决定恢复高考制度。我参加了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考试。凭着看了大量中外小说的底子，我勉强跃过了大学文科录取分数线，和工厂里为数不多的几个青年工人一道，通过了“准大学生”入学前的体格检查。上山下乡、当工人8年了，做梦我都没敢想过，就要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

“哪所大学、哪个专业要我，我都去。”怀着这份希冀，我等啊等，等到的却是一纸未被录取的通知。眼巴巴地看着厂里一起考试、一起体检的年轻同伴都兴冲冲地到大学报到去了，心中的滋味啊是五味俱全。

过了一段时日，厂里的政工干部老庞看着我懵懵懂懂、一头雾水的样子，忍不住悄悄告诉我，没能被录取的原因是“政审”没有通过，因为扣在我父亲头上的诸多政治大帽子，还没有被摘掉。当时，描述这种状态的常用词，是“问题还没解决”，或“还没被解放”，或“审查还未定性”等等。

父亲在写字台前。

 

带着阴霾的心情，坐在父亲的写字台前，我都不敢看父亲的表情，眼睛一个劲地盯着写字台上那盏那个时代标志性的墨绿色玻璃灯罩的台灯。我知道，不论我怎样语调平缓、语气平和，这个话题对于古稀之年的父亲来说，都是太沉重了——殃及子女，是“文革”压在众多父母心上的大石头。

父亲到底是经历过战争洗礼、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着信心。父亲很平和、很慈祥地对我说：“国家这样大，政策落实要一个个来，需要时间。我们已经熬过了‘文革’的政治迫害，是劫后余生。继续补习吧，明年你会考得更好，会上你最想上的大学。你只管学习，我来管政审通过。”父亲的淡定和坚韧，深深感染了我，我下定决心，从头再来！

父亲晚年在书房。

 

77、78级的高考只间隔了半年。这半年，我与在车床上“三班倒” 的师兄妹们换班，我上了几乎连续半年的夜班，为的是在完成生产定额后能靠着工具箱、眯一小觉，腾出白天的时间补习功课。文化底子太薄了，要浓缩学习初中、高中那么多科的知识，时间真是不够啊！那阵子，我曾经太多太多次地感叹过伟大祖国的历史悠久——有那么多的朝代、那么多的历史人物、那么多的历史事件都要记下来。

经历了1978年再一次的高考、再一次的体检，我又在惴惴不安地等待中。我的成绩已经超过重点大学文科录取分数线，但我还是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上不了大学也没关系，高考已经给了我很多的知识和感受。”揣着这份渴求又不敢奢求的心境，一天下班回家，在大院门口意外地看到了等待着我的父亲。

父亲晚年很满意的一张照片，友谊照相馆专业摄影师的作品。

 

那天的情形我永生难忘。面容清癯的老父亲双手拄着一根藤质手杖、腰杆笔直地站在那里，银发在微风中飘动，他笑着向我招手，那表情像是要揭开一个秘密。我骑着自行车蹿到父亲跟前，蹦下车，心里一阵狂跳。

父亲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我的老朋友宋涛教授来电话了，他在学校新生录取名单中查到了你的名字，中国人民大学录取你了！”从13岁开始经历“文革”抄家等等坎坷的我，自以为被磨砺得很坚强了，没想到当即泪水竟是夺眶而出。

这泪水，不仅饱含着我上大学、去读书的喜悦，还饱含着我生命复苏、心灵飞扬的痛快。

晚年笔耕不辍的父亲。

 

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9天以后寄达的。后来我才知道，为了我的政审能够顺利通过，父亲给老首长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请求给与帮助，希望不要因为自己的问题贻误了子女读书的机会。小平同志收到信后，即请姚依林同志阅办，姚依林同志批示有关部门，“不要影响孩子们上学。”

在77、78级的大学生中，不乏有我这种经历的人，我们真的是在党“拨乱反正”政策的落实下，才得以平等机会入学的。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我永远铭记在心。

大学毕业以后，我在财政部工作了24年，中国人民大学对我的系统培育，使得我有机会、有能力在更高层次的平台上回馈祖国建设。我的姐姐、弟弟也和我一样，因为接受大学教育而改变了生命轨迹。

1985年，父亲母亲与弟弟一禾。

 

我的弟弟一禾，197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十月》杂志社，从事诗歌创作、诗歌评论、诗歌编辑工作。他以暂短的28年追逐、推进社会文明的精彩人生，跻身“1917-2016影响中国百年百位诗人”的荣耀行列。

1982年，我（右）和我的两个姐姐。三姐还带着照相馆营业员的号牌呢。

 

我的姐姐小予、小红，都是怀抱着襁褓里的幼子，边工作边学习的，她们顽强地完成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会计专业的三年函授学习，从普通工人、照相馆职员的岗位，应聘走上了从事经营管理、服务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工作岗位，并经过不断学习、实践，取得了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职称。

入学30周年纪念，感概万千。我热爱中国人民大学，热爱我的老师和同学，充实、愉快的大学生活，真正驱散了“文革”留给我的心理阴影；崇尚真理、勤奋拼搏的大学生活，深深浸入我的人生过程。上大学，改变命运，心灵飞扬。

93岁的父亲在我的陪伴下，去杭州录制浙江党史资料。

 

入学30年后的今天，祖国经济繁荣，社会更趋和谐，父亲也步入百岁（1908-2008），他以长寿战胜了一生中经历的一切艰难和困苦。他不仅亲身参与了改天换地的革命战争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而且还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这个重大转折和随后的经济腾飞。

父亲晚年备受党和国家的关怀照顾，生前就被就授予“老有所为精英奖”，并被评价为经济战线卓有成效的理论家，既有学识魅力，又有人格魅力。

96岁的父亲与我的姐姐小红，在家中院子里。    

 

父亲一生著作等身，最可贵的是他在90岁高龄、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每天写作6小时。父亲晚年的著述方式很特殊，他先打腹稿，一章一节口述录音；然后请助手、学生、家人帮助整理出文稿并诵读录音；他反复听取录音文稿，再逐段逐句提出修改意见。他以这种惊人的毅力，93岁时出版一部46万字的经济论著，97岁时再出版一部30万字的回忆录。

在出版社编辑与他交换修改意见时，父亲经常会提示，此处修改后，还有哪些章节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如此不凡的记忆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令编辑们惊叹、折服。父亲在他看不见的世界里遨游，心中充满着精神的光明。这种光明，直穿我的心底。

入学30年来，不论遇到多少学习、工作上的困难，我都觉得日子过得好甜好甜，不仅因为家庭的幸福，也因为曾经的苦难。我女儿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安定、宽松环境中长大的，她已经很难理解我上大学的那番曲曲折折，每每听我谈及，她总会说“怎么会这样呢？！”

98岁生日的父亲，生前最后一张比较正式的照片。

 

从女儿清澈的眼眸里，我看到的是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人性的舒展。尽管她可能永远不会对这些往事产生深刻的共鸣，但我还是会经常地和她讲。因为，这是祖国一次重大政治转折时期中的往事，毕竟不是人人都能赶上这样的历史转折期。    

写于2008-05-08  修改于2016-11-22

 

作者简介：

骆小元，祖籍浙江，1954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会计班，毕业后在财政部工作27年，现已退休。曾任《财政研究》编辑部副主任，《会计研究》、《中国注册会计师》编辑部主任，全国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委员兼考试部主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总会计师等。    

我（右3）退休之后，经常和大学同班同学结伴出游。

 

（文章原载《七七八八集——中国人民大学77、78级入学三十周年纪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图片由作者提供。）

 

来源：新三届公众号

作者：骆小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