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 · 那年高考｜五位复旦教授因1977改变人生：幸运赶上转折点

 

忆往昔，岁月峥嵘

 

本文图均为 微信公众号：复旦管院 图

 

芮眀杰 教授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系系主任

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

在大城市生活惯的人初下农村还真不习惯。我倒是还很快适应了，前后一共待了六年之久。

天晓得，那时候的我们算来算去也还是小学水平。其实说起知识，我也没有什么。就是小时候杂七杂八读过些小说和科学普及方面的书，因为小时候的梦想老是在科学家与作家两个方面摇摆。

我当时一心想上中文系，没想到听了我的作家梦，全家人都投了反对票！他们还是反复强调那句老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芮明杰教授在插队时所住的小屋前留影。

高考当天，我早早起床，骑了四五十分钟的自行车赶到镇上的考场参加考试，中午就到小镇上买碗面条作为中饭。语文、数学、政治和理化考了整整两天。

放榜时，我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非常紧张，快五点了也没有消息，我怕是真的没戏了。后来，我去田的那一边挑粪，听到一个农民远远地喊我“芮博士，你的通知书来了！”我心头大喜，扔下粪桶就冲了过去。

因为多年的耽误，学校不得不花半个学期给大家补习初等数学，然后再进行数学专业的专业课学习。这也可见学校对77级学生的重视。那时候我们学习都很用功，每天都是等到整个教学楼要熄灯了才回宿舍，真的很辛苦。

芮明杰教授大学同寝室的七位同学。

大学要毕业了，当时教育局不让我们考研，希望我们留下来成为学校的骨干，一直到开始报名的第二天才允许开介绍信报名，我当时选的专业是工业经济。

其实那时候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只觉得这个专业可能有些长处可以发挥。数学王国太完美，在其中若想做出一点事情，很难；然而经济管理在我们国家还很空白，肯定有很大的空间去发展，所以就选择了这个专业。

小平同志在1977年的新思想和新政策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让我们不仅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更有机会在社会上做出一些成绩，成为更加有用的人。

 

环境造就人生

 

徐以汎

 

徐以汎 教授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系系主任

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山东矿业学院数学班

当时没有学到什么知识，初高中4年总共发了6本书——两本数学，两本物理，一本化学，一本生物植物。高考前，翻出这些书，才发现都是新的。只有第一本数学书边缘有点黑。 其他时间就是要么农忙的时候就去某个农村大队割麦子、要么就是去哪个工厂劳动，几乎没有正正经经地读过书。

其中有运气的因素，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学什么专业好，先考入山东医学院，有书念就很满足了，考虑不到自己的兴趣，也没啥概念，考上了就好。后来，转入山东矿业学院。

徐以汎教授年轻时。

那个时候，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大家都很珍惜。当时我们每个班都有一个固定的教室，固定的位置。老师每天到教室来上课。不论周日与否，教室里不到晚上十点总会有人在学习。这和学生自己的要求也有很大关系，毕竟隔了那么多年，大家都有一种上进的责任心。最重要的一点，这是自己的选择，不是别人逼你做的。

要继续深造了，中科院是我一直很向往的地方。中科院的学生都很厉害的，那时候，通宵不睡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有时候晚上我坐在窗前工作，坐着坐着，天就亮了！那种感觉很美好，真的！

 

高考给了我自由选择的权利

 

薛求知

 

薛求知 教授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

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

从名义上讲，我是68届的初中生，正儿八经的中学教育只接受了一年，遇到“文革”就停了课，后来断断续续上了点“革命”课，所以连初中毕业也是打折扣的。

我只有两个月的复习时间，记得那时大家用的都是手抄的资料，用复写纸，一抄就是好几份，分给不同的人复习。我和同事都是白天上班、晚上复习，而且我们之间常常会搞些小竞赛，看谁记得准、想得妙，这样复习起来还挺有趣的。

薛求知教授年轻时的照片。

那一年参加高考的人达到570万，录取比例不足5%，竞争非常激烈；虽然考试难度不大，但时间太紧，资料缺乏，大家都没法好好准备，靠的就是原有的底子和现场发挥能力了。

我记得作文题目是《伟大的胜利——难忘的1976年10月》，我找了一种独特的文体，以给朋友的一封信的形式来组织整篇作文。（凭借这样出新出巧的构思，薛老师获得了整个考区作文的最高分。）

我们那时不仅有一流的老师，也有积极勤奋的学生。大家学习都很刻苦，经常在晚上熄灯以后跑到走廊路灯下看书，早晨五点多钟就在林间小路背诵英语单词。我们如获至宝地收集着老师的授课内容，在课堂上卖力地记笔记。我也练出了一门功夫，基本上可以一字不漏记下老师每节课上的话，而且字迹整洁。有好些下一届的学生都拿我的笔记作考研参考呢！

1977年高考之前，薛求知教授在延边财贸干部学校学习并留校任教。

高考的恢复，首先恢复的是知识本身的尊严和地位，十年内大学教育的中断和畸形运转，本身就是对知识的亵渎；而高考作为一种正本清源，回归了全社会对知识追求的热情。

在更深的层面，我认为高考重新赋予了中国青年自由选择的权利。在此之前，每个人读书的权利都是由别人来决定；在此之后，所有人都可以考大学、可以填报任何一所大学和专业，这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恢复。

 

没有转折的人生不算精彩

 

郁义鸿

 

郁义鸿 教授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系

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复旦大学数学系

拾级而上的初等教育在1966年戛然而止。1969年3月，我随着知青大流去到黑龙江国营农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遍尝各种农活的辛劳而得到体魄的锻炼之余，我们也有机会读到好多世界经典名著，很多课堂之外的知识都是在那个时候获得的，却也荒废了正规的学科教育。

本来我在1973年就有机会进大学学习。当年也举办了入学考试，我三门课程全A，中山大学哲学系的老师还给我做了面试。后来变成推荐上学，我一个书呆子，从来不善交际，推荐上学自然与我无缘，于是乎就不得不在富饶的北大荒继续我“修地球”的生涯。

郁义鸿教授年轻时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复习迎考的热情可想而知。连队“战友”大多来自上海的一些重点中学，于是从各种渠道搜集来复习资料。像我这样只读了一年初中课程的半文盲，在复习交流中得到的那些高中学长的帮助难以细数。然而，最终能够报考复旦并被录取，不能不说有着命运之神的眷顾。

本科数学四年，让我从中获益一辈子的是思维的逻辑性。当年选择专业颇受陈景润的影响，但也确实对文理工医等等学科分类不甚了了。毕业时改行到刚刚组建不久的管理科学系读硕士，读的是数量经济方向，并一发不可收地爱上了经济学。毕业留校后，择机在职读了博士。

郁义鸿教授年轻时。

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会在哪里？我不知道。最大的可能是继续“修地球”，也或许享受后来的政策顶替父母的岗位或病退返城，或许进当地的工厂做工……太多的或许，因为个人的命运是由很多偶然因素决定的。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就是无论是否进大学，我会一如既往地读书，我就是个读书人，一个书呆子。

我相信，循着大势去看，高考的恢复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幸而赶上了。

不读书就没知识。要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不如说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不仅是对人类，对一个民族和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大学是最宝贵的读书时光

 

张新生

 

张新生 教授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统计学系系主任

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安徽师范大学数学系

对于当年高考，我印象最深的是，最后一门考物理和化学，走出考场后一片哗然，大家都在叫嚷，物理和化学的试卷太难了！事实也确如此，这份试卷满分100分，大家的平均得分只有40分左右。

我很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当得知自己考取安徽师范大学时，那种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张新生教授年轻时在安徽师范大学。

我就读的数学系，大约有近两百个学生，我是当中年龄最小的之一。当时有一件事让我今生难忘：入学第一次考解析几何，我只考了三十几分，但有的“老三届”的同学甚至考满分。这也促使我从一入学就更加努力地学习，圆满地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

当时生活条件很差，十个人住一间宿舍，十一点就会熄灯，但是大家学习都很刻苦。每一个同学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全部精力都在课业上，即便是这样都觉得看书时间不够，很少会想什么娱乐活动。

每一堂课后，我都会在课下花三倍以上的时间复习巩固。辅导员经常劝学生不要看书太晚，但绝大多数同学都不会在教室十点钟熄灯之前离开。

安徽师大77级“随机过程”学习班师生留影。

大学四年是我学习知识最为密集的时期。最初我对数学并不是很感兴趣，但不断深入后，兴趣却越来越浓厚。

我们使用的教材是国内知名版本，例如《概率论》和《实变函数》就都选用复旦大学编写的教材。

大学四年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在大学里，你将学到思考问题的方法，领悟对世界的认识，真正形成自己的世界观。能否珍惜和利用这四年，对于一个人长远的人生规划至关重要。

 

（原题为：《1977，教授们的高考故事》）

来源：复旦管院

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