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毅：初到中央团校的日子

 

1981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78级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实习时合影，三排右5本文作者。

 

1982年夏天，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一纸毕业派遣单，把我分配到团中央下属的中央团校青运史研究室工作。当了10多年的学生，一夜之间变成了“先生”。这是我今生得到的第一份工作，在人生履历上留下的烙印，自然与众不同。

30年过去，当我也从一个莽撞青少年，逐渐变为一个农业部下属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之后，我望着单位里那些朝气蓬勃的80后们常常暗想：当年的我也曾是这样的吗？

 

才出校门又进校门

记得毕业前夕的某一天，哲学系78级的陈立思大姐找到我说：“听说你也分配到中央团校了？咱们一起去那里看看吧。”她告诉我，哲学系“文革”前一位叫陈升的毕业生，现在那里的哲学教研室当教师，系里的老师写了封信让去找他。我告诉陈大姐，党史系77级的许明清半年前也分在了中央团校，就在我要去的青年运动史研究室，她和我是人大校游泳队的队友，比较熟悉。

 

人民大学游泳队的蛙泳接力四人组。左起许小年、张伟光、张雨辰、宋毅。

 

以后正式报到上班了才知道，77级、78级同学除了许明清之外，还有政经系77级的于志华大姐，也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当老师。

中央团校坐落在西郊西三环北路旁边，与解放军总政歌舞团隔三环路相望。我们毕业时西三环刚刚修通，但还没有通公交车，我骑自行车上学来下学回，经常从中央团校门口经过。团校校门是两根水泥包砖砌起的立柱加绿色的铁门，靠北侧的立柱上钉着一块长方型的金属牌匾，上面写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

有意思的是，“中央团校”四个字是毛泽东的手迹，其中“团”字是繁体字，与“校”字一道笔走龙蛇、狂放不羁，使我从一开始就产生了错觉，误把繁体的“团”看成了“周”，“校”看成了繁体的“报”，“中央团校”看成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周报’”，而且印象根深蒂固。

和陈立思大姐去中央团校之前，我给许明清打了个电话探探道，问她中央团校具体在什么方位？答复是在三环路边上，总政歌舞团对面。我似乎明白了，心想：中央团校或许就和“中央周报”在一个地方办公吧。

那天，骑车走到中央团校大门口，我又一次仔细端详这块牌子，这才发现这么长时间是我搞错了，根本就没有什么“中央周报”。学历史的人天天翻看古书、接触繁体字，我却走出校门时见到的与自己有关的第一个繁体字就认错了，悲摧！

 

上世纪80年代中央团校大门，后排左1本文作者。

 

中央团校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着实不错，校园虽然比母校小许多，但是里面的规划整齐，1950年代的建筑物布局合理、讲究对称，不大的面积上办公楼、宿舍楼、家属区、教学楼、礼堂、食堂、医务室、幼儿园、万年青宾馆、游泳池、运动场、果园应有尽有。特别是礼堂的后半部分是一座标准的舞厅，一般单位都没有这个，据说校园建设风格是学习前苏联中央团校的。

工作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心情相当愉快，每天宿舍、食堂、办公室、阅览室之间循环往复。团校的文体生活还是挺丰富的，每周学校放映两次电影，职工按照家庭人口发票，片子也都是新近上映的，校文体组人员较少，放电影都忙不过来，所以，一放电影经常让年轻的男教工们轮流去把门收票。

 

1982年，青运史研究室人员在校园合影，前排左1本文作者，后排左2许明清。

 

舞厅里也经常有舞会，学校请总政歌舞团的舞蹈教师帮助我们年轻人扫盲或者提高；学校的老教员都是老团干，“文革”前不少人就练就了娴熟的舞艺。一位老教员文革后转业到农业部党校当校长，但家还住在团校，每次舞会他都很活跃，不知是习惯还是什么，他跳舞时腰总是弯得很厉害，可丝毫不影响他舞步的美感，他精力也很充沛，一曲接一曲很少歇息。

1980年代末，我在农业部举办的舞会上又见他跳舞时，发现不管什么节奏的曲子，他都能用大致相似的舞步合上节拍，让人看不出破绽。1991年，我到农业部办公厅新闻处工作后，我的处长就是这位老先生在党校时的部下。他告诉我，当初党校的年轻人都跟着校长学跳舞，以为像他那样弯着腰就是标准的舞姿，所以党校的人一个个也都养成了弯着腰跳舞的习惯。

学校舞会开始是放舞曲录音带，后来经常请乐队伴奏，有时还会请人专为舞会作曲。校打字室一位女打字员住筒子楼时在我宿舍隔壁，她爱人兄弟三人都是搞音乐的，其中两个弟弟大学都学作曲，他们来看望哥嫂时我时常回家把宿舍让给他们住，有时还会看到兄弟二人趴在床上，义务为团校舞会写曲子。

再后来，这兄弟二人都出了大名，一位是作曲《青藏高原》的张千一；另一位是为电视剧《红十字方队》作曲的张宏光。

 

1982年，与许明清、老教员罗成全（中）在校园草坪合影。

 

夏天，游泳池开放也热闹非凡，中午一场、晚上一场，主要是内部职工及家属子弟，还有在校学员。唯一外来的单位，就是对门总政歌舞团的人们。舞蹈队的演员们精力旺盛，成群结队每天都来，男队员不论跳水还是游水，总忘不了拿着艺术的“范儿”，与团校的人反差较大，一看就知道是“对门的”。女队员们身材“魔鬼”、站有站姿、坐有坐姿，成了泳池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时刚出名的话剧演员颜世魁，还不太出名的歌唱演员阎维文等不少人，我都在那里见过。

最让我感到开心的，是秋天在果园劳动。团校要求较严，每周六下午都要参加义务劳动。本来果园劳动的任务是除草，但看见树上渐渐成熟的苹果和柿子，年轻人的心思都在上面，互相比试谁能一手用工具把柿子从树上打下来，一手把柿子接住不掉在地上，而且谁接住了还要吃掉，不能浪费，也不能让总务处领导发现。可能是视力的影响，我的成绩很一般般，掉地上的比接在手里的多。

果园给我们带来了实惠，苹果采摘完后，学校卖给教职工和在校学员，一角钱一斤，教工不限数量。于是我从46元工资中拿出10元，一下子买了100斤，除送给家里父母一部分，宿舍里、办公室分别堆放了许多苹果，有空就吃，狠狠地解了几天馋。

从记事到上大学，家里父母每次买了几斤苹果，除了分给我和弟妹每人吃上一两个之外，都留起来用于招待客人。因此，我对饱餐一顿苹果的愿望格外强烈。这一回，我算把十多年的夙愿给实现了，此后30年，对苹果再没有什么感觉。

 

大学游泳队同学，左起孟兴国、宋毅、顾晓阳。

 

为领到整月工资提前报到

我到中央团校报到是1982年8月14日，本打算毕业后好好玩几天，可一位大哥朋友告诉我：你一定要在8月15日之前报到，这样你可以领到一整月的工资。

恰好就在前几天，一位中学毕业就在公交车上当售票员的“发小”，找到我们几个82届刚毕业的大学生说，大学毕业了一起去吃顿饭庆祝庆祝。我本不想去，但又抹不开面子，就向父母要了5元钱，一起去了建国饭店吃西餐，说好了饭钱大家平摊。菜一上来我心里就打鼓，预感到兜里的50大毛不够。

结账时，果然是每人要平摊10元钱，其他人都很潇洒地拿出了自己的那份，唯独我掏出5元钱后，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带的钱不够，谁先帮我垫着？”好在售票员发小还算慷慨：“我先帮你出了，想着还我5元钱啊。”

那一时刻，我真不知道是否应该感激他，我怎么都觉得有被施舍的感觉。因此，我一听说前半月报到能领全月的工资，立马放弃了玩的计划。

 

1982年9月，与同事印红标（右，现为北大历史系教授）在香山公园合影。

 

拿着学校的派遣单去前门西大街的团中央组织部报到、转关系，我看到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页纸上写着7个人的名字，除我和陈立思，还有新闻系分到《中国青年报》的刘扬、张建伟、范蔚萱，另两人好像分在中国青年旅行社，因在校时不熟悉没有记住名字。

我到工作单位后领到的工作证是第145号，人事科的同志领着我到各处室认门时逢人便介绍，这是学校年龄最小的教员。可没过几天，华东师范大学来了一个1960年出生的毕业生，我只好退居倒数第二。

我所在的青年运动史研究室，是中央团校里非常特殊的一个单位。1982年我去的时候，还是中央团校里面的一个处级单位，只是别的部门叫教研室，我们这叫研究室，既搞研究又承担着中央团校的教学任务。

1983年春天，赶上了机构改革，青运史研究室被团中央升格为正局级单位，与中央团校平级了，下设教学研究和资料征集编辑两个处，研究室原有两位副主任，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一位在1982年底，共青团“十一大”开幕的那天突然中风，丧失了工作能力，另一位则直接由副处级副主任荣升为副局级副主任。

由于我们室承担着团校青运史课程的教学任务，而当时青运史是团干部培训的必修课程，就像理工科大学也要学习党史课一样。团中央决定青运史研究室继续留在中央团校办公，实行双重领导体制，由十一届团中央常委、中央团校常务副校长李至伦兼任室主任，他后来任过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

当时有一段时间，我们年轻人一上班就聚在一起胡乱猜想，特怕把我们室搬到团中央大楼里办公，一来大家都是团校的人，在这里人熟地熟，上班用不着跑路；二来大家过惯了松散惬意的日子，一想起机关只有一座大楼，没有礼堂、没有游泳池、没有花园草坪，就感到很难适应。其实后来回头想想，团中央书记处或许压根就没有让这帮人进机关大楼的意思。

 

1983年全国青运史工作会议代表合影，前排左6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左7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张宝顺；三排左3本文作者。

 

“尴尬”总是伴随我左右

初上工作岗位，由于少不更事，闹出不少挺尴尬的事情。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团校迅速组织对“十二大”精神的学习。这时短训班已经开学，学员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团县委的干部，自然把党代会精神作为学习的重点。为帮助学员学习，学校决定所有教师每人下到一个学员党小组参加学习讨论，我被分配到一个由江西学员组成的党小组，组长是一位30多岁的女同志，姓陈，是江西临川团县委书记。

陈书记很客气，在讨论开始前介绍说：“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来青运史教研室的宋老师辅导我们的学习…..”这是第一次听别人正式场合叫自己老师，顿时感觉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朵根，连忙站起来摆着双手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一下午的讨论，学员们结合着各地的实际谈得很热烈，其中不乏对“文革”的挞伐和对所见黑暗面的揭露，很多事让我这个没有走上过社会的人听得很新奇，也很震撼，甚至悚然，坐在那里根本插不上嘴。于是自嘲地想：“这到底是谁在辅导谁？”

 

1983年3月，随同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洸（左）到广东采访广东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谭天度（中）。

 

刚上班的那段时间业务不熟，除了按领导吩咐整理录音，校对文稿之类打杂的活，别的事基本上不了手。1982年“十一”国庆节即将到来，总务处通知每单位去一个人开会布置计划生育的工作。室主任看我没有什么事就对我说：“总务处召集开会，你去听一下。”我带上记录本很高兴地去了，一进总务处办公室，其他处室的人看见我就乐了，问：“你们室怎么派你来了？”我一脸茫然地说：“我怎么不能来？”

会议主要内容，是由医务室姓何的女大夫主讲计划生育的有关问题，针对团校教职工中夫妻两地分居的较多及学员家属节日来京探亲的较多，大夫说：“各部门要提醒职工及时、按时服用药物。”我没听明白，张嘴就问：“大夫，及时、按时服什么药啊？”其他人看着我诡异地笑，大夫笑了笑没理我，继续说道：“会议结束后各部门按照名单去领工具。”我又问了一句：“拿什么名单去领什么工具？”大夫此时冲我一挥手：“你回去，让你们主任换个结了婚的人来。”

我从一楼回到四楼，见到主任就说：“我被人家轰回来啦。”主任一笑：“我知道了，已经派许明清去了。”30年过去了，我都不知道当初为什么那么傻。

 

1983年3月，广州访问曾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团中央儿童局局长、时任广州市人大副主任赖大超（右）。

 

1980年代初期没有计算机，稿子都是手写后交文印室打印，因此，为领导誊录文章、讲话等都是新毕业大学生经常要干的活。刚工作没几天，主任交给我一篇文章，是副校长W写的。

W是十届团中央委员，我们上学时，人大校团委曾经请他在800人大教室作过报告，主题好象和青年人理想信念教育有关。W是前苏联中央团校毕业的，一个下午时间他给我们大段大段背诵了许多列宁的语录、斯大林的文章、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文，给我留下“老有才了”的印象。

可是，当我一看到他的手稿，脑袋立刻就大了：“这是字吗？”我产生了一种从没有学习过汉语言文字的感觉。开始时，我努力去辨认、上下句对照去猜每一个字，实在搞不懂就去问主任，可是不多会儿却把主任问急了，让我别烦他，不认识的先放着，最后一起问他。

下班后，主任看见我一个人还在加班，过来问我是不是很难整理？他给我解释说，W副校长的字，别说你们这些刚毕业的学生难认，就是我这样跟了他快30年的人也顶多认识70%，你能认识30%就不简单了，他会造字啊。这时候我才知道，帮别人抄写文章，居然也如此考验人的智商。

 

1983年3月，在武汉东湖疗养院访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少共中央少年先锋队总队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跻身“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列的王盛荣（右2）。

 

工作没多久我有了一个发现，团校同事相互之间的称呼挺有意思，人们之间从来不称职务。或互称老师，或叫“老XX”或“小XX”，但相互间称呼最多的是“XX同志”，两个字的名字就全名加同志，3个字的名字省略掉姓，留下名字加同志。办公室通常是两人一间，即便是面对面天天见面的一开口也要称“同志”，大家都习以为常。

对此，我很不习惯。自小在军队大院长大，养成了互相叫外号的习惯，既喜欢叫别人，也不在意别人叫自己。上中学时院里的孩子扎堆在一个学校，但除了本年级的同学之间知道大名外，比自己高年级的、比自己低年级的同学一般只知道外号，很少知道大名。有时学校其他年级的老师让给同院的某某同学捎带东西，那就必须先向老师问清楚该同学的外号叫什么？否则很可能带不到。

所以，一工作就要见谁叫谁同志，心理的转折该有多大。一天，室里一位50多岁女老师和我单独聊天时，连叫我几次“宋毅同志”和“小宋同志”，我有点觉得别扭，问她“您干吗总要叫我同志？就叫小宋多好？”她回答说：“你慢慢就会习惯的，比如你我之间，我大你许多，你刚工作叫我J老师，互相都感觉正常；可我叫你宋老师，我别扭你也别扭，还是叫同志比较平等、亲切，这是传统。”

或许正如她所言，一年半载之后，我真对叫“同志”习惯了，别人这么称呼我，我也去这么称呼别人。

 

1982年10月，走出校门后同班同学首度在颐和园聚会。

 

中央团校1970年代末复校，到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教职工人数少，办公场所宽松、家属宿舍宽松、集体宿舍也宽松。我报到后不出一星期，总务处就通知我领钥匙，分给我一间16平方米的集体宿舍。

可是入住以后才发现，宿舍里只有一张床、一把椅子，连桌子都没有，放衣服都很困难。我去总务处申领了几次，管库房的老师傅总是态度和蔼地让我看库房的每一个角落，意思是仓库里没有，我也没有办法。

我住在集体宿舍，每天到办公室比较早，早上上班前都在较固定的时间去楼下打开水。青运史研究室在主楼4层，与校领导在同层办公，每天为校领导打扫办公室和打开水的是一位50多岁的大妈。大妈个子较矮，但打开水却提了一把大号的铁皮水壶，我常看见大妈吃力地连提带拽往4楼爬。

某一天，我实在不忍看下去了，就对大妈说：我给您提上去吧。帮她提到了楼上，以后几天，只要遇见大妈我都主动帮助她，一来二往和大妈熟悉了，没事还在一起聊聊天。一次我无意中问大妈：“您家就住团校里面吗？”大妈说是，告诉我她老伴就是总务处管库房的老师傅。

我苦笑着对大妈说，我认识您家的老师傅，我找了他几次想要张桌子，他总说库房没有，到现在也没给我解决。大妈一听就急了：“这个老不死的东西，一会我就去找他，不给你办好了，他就别想回家吃饭。”

当天下午，老师傅通知我去库房领桌子，一见面就对我说：“你大妈经常在家念叨，有个小伙子总帮她提开水，我一直想知道是谁，感谢感谢他，我对不起你呀。”

这样，不但解决了桌子，还顺道配了个书柜。这件事不大，却让我悟出了个道理：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在帮助自己，直到今天我还是对此坚信不移。

 

大学英语中班同学，来自新闻、法律、历史等不同系，但并不影响同学们之间几十年的友谊。

 

岁月如白驹过隙，快得让人来不及眨眼。随着7778毕业30年庆典的日益临近，许多逝去的往事又梦幻般回到了脑海，而且往往是不经意间发生的小事情，却变成了今天最为清晰的青春回忆。

愿我们同学共同留住这割舍不掉的青春岁月！

 

作者简介：

宋毅，祖籍山东，1959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在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工作四年，1986年调农业部从事农业新闻工作，现任中国农业出版社副总编辑，《世界农业》主编。

 

（原载《天高人大集——七七八八集续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照片由作者提供。）

来源：新三届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