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

20年前，邓小平在国内国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以88岁高龄，前往南方视察并发表重要谈话（简称南方谈话）。这篇谈话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14年的经验教训，完整阐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系统提出了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和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作出了重大贡献。它是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个宣言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中一份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文献，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它的前瞻性和真理性已为20年来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再危机所充分验证。常言道：温故而知新。在这篇谈话发表20周年之际，把它拿出来，结合20年的实践重新通读几遍，再次领会其中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不仅是对它的最好纪念，而且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南方谈话开宗明义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谈话通篇既强调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又要求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既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又阐释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道理。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是南方谈话的核心思想。我们重温这篇谈话，就应当紧紧抓住它的核心思想，深刻领会和继续贯彻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全面理解和准确阐释“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的道理，切实做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反复提醒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原则，绝不能搞资本主义。他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就在南方谈话中，他还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还说过：“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这说明，邓小平所说的“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并非“不问姓‘社’姓‘资’”，而是要弄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找到正确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在他看来，判断是否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准是，看公有制是否占主体，社会有没有两极分化；只要公有制占主体，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因此，他所说的“不要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原则。而且，即使在这个前提下，也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步骤，才能大胆试、大胆闯，并不是有的人所解释的无前提的“不怕”、无条件的“大胆”。

南方谈话在谈到不要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时，特别提出：“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为什么不要怕呢？邓小平解释说：“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他还以深圳为例，指出：“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因此，他指出：“‘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邓小平之所以主张，多搞一些“三资”企业不怕，也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公有制占主体；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对“三资”企业有政治上的制约，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对“三资”企业有经济上的制约。另外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头脑上的清醒。如果缺少这些前提条件，“三资”企业就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就不会有利于社会主义。

我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国有企业，《宪法》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有了这样的国有经济，国民经济的命脉就可以控制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手中，人民民主专政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有了强大的主力军，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就有了基本力量，“三资”企业唯利是图的消极作用就会被限制在可控的范围，而它有利于我国增加税收、安排就业、扩大海外市场、吸收国际上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有益作用就会得到尽可能充分发挥。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过去很长时间里，人们往往把它们与所有制联系在一起，认为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只能实行计划经济。我们党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对这种认识有所突破，提出过“三个为主、三个为辅”的设想，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行。改革开放后，我们党逐步摆脱了过去那种传统观念，陆续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等经济运行体制。但这些提法都未能从根本上解除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直到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才使人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上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根据这一论断，党的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这种经济体制中，固然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但同时也强调这种作用的发挥一定要置于国家宏观调控的前提之下，运用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限制市场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引导市场健康发展。可见，这种经济体制并不排斥计划，而是把市场和计划都当成经济手段。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相结合的范围、程度和形式，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可以有所不同”。他还说：“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改革过去那种计划经济模式，但不是不要计划，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都很重视计划的作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确运用必要的计划手段。”胡锦涛也指出，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南方谈话中关于计划与市场辩证关系思想的精髓，对我们继续认识和处理好这对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近些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入，许多西方国家的民众和进步人士开始反思资本主义，一些西方政要和经济学家也开始质疑新自由主义，强调国家的作用，主张对市场和金融业加强监管。这从反面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置于国家宏观调控的前提之下，把国家计划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完全符合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规律的，是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最佳处理模式。

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针对过去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提出的一个大政策。改革开放30年来，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之所以得到充分发挥，创造财富的源泉之所以得到充分涌流，与实行这个大政策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然而，邓小平在提出这个大政策的同时就指出，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是“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他在南方谈话中也说：“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他还具体设想了今后先富带动后富的办法，即“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并提出了突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应当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他把共同富裕进一步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之一的高度，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总方针之后，邓小平就反复提醒全党要注意两手抓。早在1980年他就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以后他又提出要两手抓，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抓惩治腐败、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两只手都要硬。为什么要两手抓两手硬呢？用他的话说：“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物质文明这一手一直比较硬，而精神文明这一手往往比较软。对此，他多次提出批评。1985年，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早就提出了。中央、地方和军队都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群众中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影响很好。不过就全国来看，至今效果还不够理想。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1989年6月，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又说：“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用很大篇幅再次强调了两手抓的方针。他说：“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可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要大胆试大胆闯，这些是南方谈话的精神；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反对腐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社会丑恶现象，这些同样是南方谈话的精神。那种仅仅把发展理解为经济发展的观念，或者仅仅把物质文明发展当成硬道理而忽视甚至认为可以牺牲精神文明的观念，都是违背南方谈话精神的，都不是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不搞争论。但不搞争论指的是什么呢？有人说，邓小平说的不搞争论，就是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不要争论，在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不要争论。果真如此吗？只要认真看看南方谈话原文就清楚了。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不搞争论，是在讲到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这些话之后。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从这些话中不难看出，邓小平所说的不搞争论，是针对改革开放中一些具体举措而言的，目的在于争取时间，以免事情还没办，先争论不休，结果丧失时机。这个方针对不对呢？完全对。因为它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符合我们在工作中的经验。但从这些话中能否找出在意识形态问题、在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上也不争论的意思呢？完全找不出，连影子都没有。相反，从南方谈话中却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的论述。比如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再如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

什么叫资产阶级自由化？按照邓小平的解释，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什么叫和平演变？邓小平也有一个解释，就是西方政治家所说的“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这说明，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好，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也罢，无非妄图从内外两方面夹击社会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邓小平一再强调：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他说：“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他对一些人见到错误观点充耳不闻、听之任之的态度提出尖锐批评，说严重的问题在于对于不正确的观点、错误的思潮，甚至对于一些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报刊上以及党内生活中，都很少有人挺身而出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这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党的建设的一个基本观点。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重申了这个观点，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因此，“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他的这一论断，不仅是从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体制的实际出发而作出的，也是从苏东剧变和中国改革开放后两任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苏联作为一个成立70多年的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80多年历史和1000多万党员的工人阶级政党，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解体和下台？原因可以说出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苏共中央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出问题，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根据《哥达纲领批判》的分析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一种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形式的社会。因此，在这种社会必然会始终存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力量和退回到资本主义的力量。前者力量大，社会主义制度就稳固；后者力量大，社会主义制度就可能被颠覆。在这两种力量较量中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执政的共产党，特别是它的中央。1990年12月，邓小平就说过：“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如果中央自己乱了阵脚，那就难说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正是从这个认识出发，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同时“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他告诫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他的这些论述，抓住了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对于我们党经受住长期执政、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考验，对于我们国家不改变颜色，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相继辞世后，我们党之所以仍然能够带领人民从容应对一个又一个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一个又一个政治和经济领域出现的风险，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关键原因就在于，党中央的领导权始终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只要有了这一条，加上把党员、人民、青年教育好，今后无论有什么样的风浪、风浪有多大，我们党都会带领人民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除了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起点低、相对资源少，以及“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等特殊原因外，他在这里还提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原因，那就是“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他这里所说的敌对阶级，不仅限于国内，而是把它放在整个国际大背景下来看的。当年列宁在分析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之后很长时期内依然比资产阶级弱一些的原因时就说过，“因为资产阶级有很广泛的国际联系”，“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邓小平在1989年10月也指出，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制裁中国，他们使用经济手段，也使用政治手段，如高级官员不接触”。“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正是从这个事实出发，邓小平与那种“社会主义速胜论”的观点不同。他认为，社会主义要“经历一个长过程”，要经过“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而且“道路是曲折的”，“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然而，邓小平与那种“共产主义渺茫论”的观点也是划清界限。首先，他认为正因为敌对阶级的力量在一段时间里比较强大，所以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他指出：“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同时，他主张对西方国家的制裁、威胁不能示弱。他说：“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其次，他认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再次，他认为，“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在谈话临近结尾时，他充满信心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读了邓小平讲的这些话，让人不禁想起当年苏联解体之后，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欣喜若狂，马上断言“历史终结了”，“资本主义最终胜利了”。但曾几何时，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总量由世界第7位上升到第2位，而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却一再爆发，并且不断蔓延、日益加深；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声越来越大，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却在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再版，成为热销书。所有这些，难道不正是对邓小平上述科学预言的最好注脚吗？

南方谈话发表至今，国际形势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我们在重温南方谈话的同时，深刻领会和认真贯彻党中央从新的实际出发而提出的一系列新方针、制定的一系列新政策、作出的一系列新决策。这同样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