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那年高考｜大学教授陆建生：学位证一直被视作珍宝

2017年6月2日，昆明理工大学国际学院院长陆建生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来来往往的学生，心有所感：“年轻真好”。虽然送走了又一批学生，但几个月后的校园，这里又将迎来新的朝气蓬勃的面孔，一如40年前，他第一次走进昆工校园时那样。

对于陆建生来说，1977年是温暖之春。 

1974年，高中毕业的陆建生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成为了一名知青。这一年，陆建生开始在昆明市呈贡县农村务农，“当时村子里的人谁都不服谁，一看一个外人来了，就直接说你来当这个生产队长吧。”

就这样，18岁的陆建生懵懵懂懂地成为了村里的生产队长，“当时开玩笑说我们是在修理地球，其实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干农活。”

在村里，陆建生管理的生产队有200多亩水稻，700多亩旱地——每天他都跟村民一样，靠干农活挣工分养活自己。

跟陆建生同命运的还有其他7个知青。

他们就这样“巧合”地凑在了一块，其中的一个知青更成为了陆建生未来的伴侣。

1977年，已经在农村呆了两年半的陆建生听见不少恢复高考的“小道消息”，“当时离我们不远的另一个村里的部分知青家长是比较有文化的，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消息，说是1977年可能要恢复高考。”

听到这个消息，陆建生等8个知青都十分兴奋，陆续借了一些资料准备复习。但是一直等到当年9月，默认的高考日子早已过去，还没有接到恢复高考的确切消息。

“当时心就跟死了一样，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了前途。”陆建生说，“因为7月是默认的高考月，再拖基本就不可能当年上大学了。”

但是就在他们近乎绝望的时候，10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恢复高考的消息马上传遍了大江南北。

“当时就是在黑暗中看见光明。”陆建生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那个时候是秋收，我们都在田地里干农活呢，听见这个消息，不知道有多高兴。”当时的情况是:“确定在12月考试，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去复习。”

8个知青决定拿出不向命运低头的勇气，准备一起参加这次考试。

“我们白天干活，晚上才能看书复习。”陆建生说，这个过程非常艰辛。“因为没有什么复习资料，只要有人拿来一本材料，大家就分别手抄，然后把每人抄的汇到一起再学。”

这样的抄抄写写一直持续了两个月。带着些许紧张，更多的是兴奋，陆建生走上了考场，“不管能不能考上，至少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当时高考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是十年来首次考试，所以这次考试的人特别多。”陆建生说，“据说云南30万人参加，只录取不到3万人，实际录取的可能更少。”

“还记得考数学的时候，有个人考了30分钟就交了卷，让我们这个考场的考生受了点影响。”陆建生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心情，“心里那个着急啊，觉得他都交卷了我还有好多题目没有做，着急。到了最后的时候，问老师第一个交卷的情况，说是白卷。我这个心情啊……”

语文的作文题是二选一，陆建生记得自己选的是陈毅将军的《青松赞》：“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由于他们8个知青都有一些文化底子，当年就四个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考上了大学。之后的一年，除了一个当兵外，剩余的三个也考上了大学。最终能够考上，陆建生也庆幸在自己高中毕业两年半后就进行了考试，“很多知识还没有完全忘记”。

入校以后，陆建生将所有的精力都扑在了学习上。当时昆明理工大学还没有现在这样的现代化大楼，但是对于陆建生来说，这里已近乎是天堂，“教室虽然旧点，但是跟务农相比，好的太多。”

在校园里，陆建生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早上7点起床，十几分钟的跑步锻炼后洗脸刷牙，打点面糊糊就是早餐，边走边吃，刚好在进教室前吃完。一天在食堂、教室两点一线转，一直要持续到晚上11点熄灯。

“10年没有高考，这一次考上大学的人都很珍惜时间，生怕时间不够用，学的不够多。”陆建生说。

大学里教室跟宿舍熄灯的时间都是11点。一熄灯，整个校园里都是黑乎乎的，但是对于陆建生来说，“黑也没事，刚好从教室去宿舍的路上想想今天学到了啥，明天又要学些啥。”

陆建生现在都记得当年大学宿舍区与教室区之间的大门。因为到了熄灯时间，宿舍区的大门得上锁，但是学生经常要在教室看书学习到11点，回宿舍的路上，大门早已紧锁，“还好看门的大爷很好，把门锁了以后还留个缝。女生就从门缝中钻过去，我们男生都是爬门进去。”

在昆明理工大学读完本科后，他又到北京读了研究生，回昆明当老师，然后又去了德国学习，留学成为一名博士，接着继续读博士后，在德国、奥地利呆了八年，“最后又回到昆明，成为昆明理工大学的教师。”

在陆建生家里，那张有着近40年历史的大学学位证一直被他视作珍宝。陆建生说，当年的高考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知识得到了尊重，而知识也确实能够改变命运。

（原题为《陆建生：从生产队长到大学教授，学位证一直被他视作珍宝》）

来源：云南网

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