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尚建：一个知青的高考

高考之前，我是一个知青。

1975年7月1日，我离开杭州到了插队的地方，那里当时称为临安县高虹公社陈家坎大队。我和另两个知青被分配到五小队，是一个山岙里的村子。村子三面环山，坐北朝南，共有三条小路通往外界，故而得名“三口”。

“我们知识青年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广阔天地干革命”，这是我在下乡那天代表知识青年发言时的说辞，但去了之后，每天想得更多的是早日回城。

房东一家八口，三儿三女，长子是小队长，长女与我同年。没多久，我就和房东一家以及村民们相处很好。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每天劳动时就像开会听说书，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事，常常让我忍俊不禁。三个知青的到来，给小村庄带来了新鲜感，而村民们淳朴开朗的笑声也冲淡着我们想家的念头。田里的蚂蝗、山上的蚊子，一关又一关，都咬牙坚持着过来了。

中间这位男士是我的房东；右边这间就是我住的房子。摄于上世纪80年代

那时候我们最关心的是哪个知青可以挑100斤的担子了，哪个知青插秧割稻干农活和农民一样而涨了工分，还有哪个知青可以赤脚在山路、田间快步行走，真的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

最让我佩服的是三队的一个女知青，干活比村里的女人都厉害，当上了妇女队长。我看到她挑着满满一担秧苗，赤着脚在田间小路快速行走，真是飒爽英姿，佩服得不得了。而我自己挑80斤都走不远，很是沮丧。那时候要“表现好”才可以抽调回城，——我也很想表现好，但能力不够。

大队开展安全用电宣传，要在一些住房的墙面上写宣传标语，我接下了这项对我来说很是艰巨的任务。那字要写到二楼以上的高处，长长的竹梯子斜靠在墙上，每走一步都会弹跳晃动。这本身就很不安全啊！但这任务毕竟很光荣，我不能退缩！于是近乎勇敢地爬了上去。

爬到梯子顶端，双手必须放开梯子，去拿挎包里的尺和笔，双腿就开始打颤了，但颤抖着也得完成这任务！——其实我只在中学上过几堂美术字的课，除了在出黑板报时练习过，写那么大的字没有任何经验。之所以一直记着我写过宣传标语这件事，还因为我写出了令人难忘的字。如“苦战三年”，“苦”字下面的“口”占了一半比例。一个村民对我说：“你写的这个苦字真苦啊，那么大个口，没东西吃，看来我们真的要苦三年。”

许多年后我回到陈家坎，还看到这些字留在一些没有拆掉的老房子上，红漆退色了，字也残缺不全。在四处都是新建的楼房边，它们为曾经的苦日子留下一个淡淡的印记。

生产队唯一的拖拉机

房东大娘对我很好。每次上高山开荒，她总是在我的饭盒底下塞一个煎鸡蛋。那个鸡蛋总是被我分成三块，我和房东的两个女儿各一块，因为在她们的饭底下没有鸡蛋。——一个鸡蛋分三块，吃着其中一块时的幸福感，估计现在的孩子都不会相信。

那时我们吃得最多的是咸菜，用地瓜藤腌制的咸菜。每当土豆收获后，桌上有煎烤的小土豆，那便是很幸福的一天。房东大娘经常把土豆放锅底，上面放老南瓜，煮熟后南瓜的糖汁在土豆上十分香甜。我们把土豆放在衣兜里去出工。中途休息，坐在田埂上，用衣袖胡乱地擦去脸上的汗，急着掏出衣兜里的土豆，闻香剥皮，放入嘴里。看着村民们嘻嘻哈哈地打趣，嚼着香甜的土豆，日子也是快乐无比。

我喜欢这些村民。我们虽被称作“知识青年”，但除了比他们识字多，可以为他们读报，并没有更多的知识。他们在生活中的聪明才智，让我觉得城里人毫无优越感。

在作为“知识青年”的日子里，我走近了农民这个群体，了解了他们的智慧。比如我房东的长子，思想敏锐，处事精明，个子不高但气场十足，说话两眼炯炯发光，被大家称为“邓小平”。一日，公社放电影《决裂》，看完电影回来的路上，他不无忧虑地说：“这样的电影就是说读书没用，文化没用。那么城里的大学生和我们农民有什么区别？”他的话让我们几个知青忧心忡忡，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对工农兵上大学是肯定还是否定。

村里有一位徐姓大伯，平时说话慢条斯理，不时有成语典故脱口而出。那时正好发表毛泽东的《念奴娇·鸟儿问答》，词的结尾是：“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他拿着报纸说：“这种字怎么可以入诗？”然后问我：“毛主席为什么要说‘不须放屁’，而不是‘不许放屁’？”

我傻眼了。我从懂事开始就知道毛主席的话是真理，即便是这样奇怪的诗句也不会去质疑。我说：“这是革……革命的浪漫主义吧！”

徐大伯显然不以为然，在那里继续看一边摇着头。

我常觉得三口村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只是这片田地束缚了他们。

1976年春天，公社干部来找我问了家庭情况，说是要确定推荐上大学的名额。但我下乡还不到一年，所以最终落选。不过，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大学”这两个字。

从小学三年级“文革”开始，我们读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大多时间都在野营拉练、学工学农、开批斗会中度过了。学期结束也不考试，学好学坏都一样。有时候去做社会调查，写一篇调查报告，就是最正规的写作课了。教室里经常是乱哄哄的，没有人想过上大学的事。从城里到乡村，没有什么人让我觉得他（她）就是大学生。

一日，我和房东女儿去高虹镇，就在公社旁边，房东女儿指着一人对我说：“那个人是大学生，会修拖拉机，公社什么机器坏了都叫他修。”大学生？！我看到那个被称为大学生的人，大约三十多岁，穿了一件退尽颜色的中山装，拿了一本很破旧的书在拖拉机边上琢磨什么。他好像听到我们的话，回过头来，没打招呼也没笑。正当我把这个人与大学生的形象做联系的时候，房东的女儿又补充了一句：“他是右派！”我想他一定也听到了，但这次他没有再回头。

这让我对“大学生”的想象又模糊了。

之后每次大队开会的时候，我还能看见这个大学生，他属于“五类分子”（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总是和地主富农们提前到会场扫地、搬桌椅。他很少抬头，忙完就坐在角落里。也有些村民会坐在他边上聊天。我从来没有跟这个大学生说过话，甚至不知道他姓什么。 

1977年10月，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制度，是扭转十年“文革”造成的教育领域混乱局面，恢复正常教育秩序的开端，从而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我在那个小山村里，并不知道那个时代正风起云涌，百废待兴，但知识青年们全都忙碌起来了，因为有一条回城的路展现在他们面前：高考。

作者（前左）和陈家坎的知青们

带队干部马上组织知青开会，要求坚守农村，一边生产，一边复习。

问题是怎么复习。我已经不知道任何物理化学的概念，也不会因式分解。我手头只有一本《唐诗三百首》。我马上和五六个知青联系一起复习。大家在晚饭后都集中到二队知青的住所，我从杜甫的诗开始，仔细讲解给她们听，很认真地。第二天当我到达二队时，却没有别人来。二队的知青说：“她们说这唐诗用不着，都想补习数理化。”

回来的路上我很郁闷：怎么会没用呢？我很喜欢啊！我就要考中文系。

当然，一本《唐诗三百首》是无法复习高考的，没多久队里的知青全回城了。又过了几天，我也放下生产，回到杭州来备考了。              

杭州到底是杭州啊！每条巷子都在谈论高考的事。路上随处可见夹着书、拿着笔记本的人。看他们个个都要成为“大学生”的样子，我心里慌了，我的知识太少了！

母亲为我联系去杭州第四中学复习。

每天晚上，杭四中的大礼堂里挤满了来复习的人。有应届学生，也有下班后赶来的青年。我在后面踮起脚，也只能看到老师的头发。老师讲的数学题我一点都不懂，但是我喜欢这样的氛围，每个人都踌躇满志，每个人看上去都比我懂得多。这种氛围让我兴奋，也让我紧张。

我实在听不懂，但我不能离开。我坚持踮起脚两小时，直到结束，生怕自己早退了就再也回不到这个队伍中了。这时候不再把高考作为回城途径，我真的想成为一名大学生，一个真正有知识的青年。

高考真的开始了！高考很快就结束了。我又回到了村里。公社的广播响了，播报着被录取者的名单。但其中并没有我的名字。我的房间坐满了人，大家静静地听着广播，没有人说话。一个青年猛然起身把广播关了：“不要听了，下次等你录取了再听。”

房东的女儿对我说：“我们当然希望你考上，但是你没考上我们也很高兴，你还可以和我们在一起。”

我对他们笑了，应该是笑了。我很感激他们。

我又回到杭州，参加了市教育局组织的高考复习班。经历一次高考之后，也知道了复习的方向和重点。静下来，从各种复习资料开始。恶补数学之外，历史、地理也是重点。

每堂复习课让我大开眼界，有那么多不曾学习过的知识！

当时，一些能够运用代数公式的人，在我看来非常厉害，但是我更喜欢能熟读唐诗、知道名著的作者、知道诗人、作家生平故事的人。对我来说数学解题的快意是有限的，而了解文学、文学史的乐趣却是无穷。

记得给我们复习历史的老师有五十多岁，剃着光头，手里的芭蕉扇不停扇他那件快湿透了的白汗衫。他对着我们满满一教室的人说：“你们中间只有两人能够考上，你们要拼死努力才行！”

回到家里，我在每个房间的门上都用粉笔写上一个“2”，我要拼死努力！励志！励志！ 

1978年7月20日，我第二次走进高考的考场。考场在县城中学。

七月的天气很闷热。教室没有电扇，窗户大开着。考试中途突然暴雨，那雨水像是从窗外被泼进来的。我们坐在窗边的考生都本能地护住了考卷，衣服湿了又有什么关系呢！而考卷上的每个字都是我们向大学进军的宣言，必须清晰完整。我这里说宣言，是因为当时对自己能考上大学已有了信心。

通知入学通知书是寄到杭州家里的。父母写信告诉了我。我又去公社办公室核实了。

从公社回到小队有两里路，一路上遇到的人都向我祝贺，而我唯一的回答就是一句话：“还没一定呢！”

还没见到通知书，我不敢肯定答复，我害怕万一乐极生悲。

那天一路上，我想起了那个修拖拉机的大学生，我希望他也可以回到学校，他应该站在讲台上。但我没有看到他，之后也没有他的消息。

我终于要上大学了。我父亲和姐姐搭乘教育局的卡车来接我。很多人来村口送别。

作者（前右）工作后回三口，和房东的女儿们

房东大娘抹着眼泪说：“我为你高兴啊，但我舍不得你走。”

大队长的女儿拿了一包葵花籽肉塞给我，不说话扭头就走。她母亲在边上对我喊：“她昨天晚上剥了很久呢！”

我在卡车上向他们挥手，心里突然难过了。这个每天都渴望离开的地方，此刻却眷恋不舍。卡车很快加速了，村口的人越来越小，我看见他们还在挥手。

再见了，三口！我去的地方叫杭州大学中文系，是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的地方。

来源：新三届，原载钱江晚报客户端“小时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