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朝骞：两次高考 三次考试

作者：吴朝骞

      恢复高考是十年文革后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作为一个亲历者，40多年前的高考仿佛就在眼前，历历在目。

我于1970年开始在温州六中（现在温州实验中学），初中、高中连读4年。当时教育是低谷，流行“读书无用论”，张铁生这样交白卷的是英雄，读书则被人耻笑，有工作、有钱赚才硬气。读了书，也要装出不读书的样子。去学校，书包也不敢带，几本课本塞进袖口，一路低着头，很怕遇见邻居或熟人。课堂风气很乱，课桌摆成战壕的样子，学生各占一边，喊打喊杀，任课老师只是苦笑。

1972级温六中高中部招生四个班级，每个班60多个学生，毕业时合计只40余人，逃离率高达80%。那不是一个读书的年代，而我喜欢读书的感觉。

2022年5月30日摄

1974年高中毕业，成为“待业青年”，陷于失业的尴尬，有三年时间呆在家无所事事。这期间有几件事记忆深刻。

第一是苦涩的临工经历。

温州是对台前线，国有大型企业寥寥，就业极其困难。在家门口看着上班下班的人，说不出的羡慕。我在每年旧历年底前后，约有一个多月时间在父亲的年糕厂做临时工，1天工资1.17元。每年过年，温州市区居民每人计划供应2斤年糕，这个光荣任务就落在国有的年糕厂。这时厂里特别忙，需要很多临时工。这份临工延续到大学四年的寒假。我对年糕情有独钟，对生产加工各环节都非常熟悉。若干年后我在网上写了篇“年糕世家”记叙这段经历，获赞不少。

我做过2次泥水工，时间都很短。一次市区中山桥修建时，干了2个来月临时工，不用技术，只使蛮力，给泥工师傅当下手，挑运砖头、石子、水泥等，短短几天手上、肩膀都起了水泡。当时个子不到1米60，体格瘦弱，苦不堪言。

还记得在一个家庭作坊做过工，是信河街邮电局后面的一条小巷，有五六个人用砂磨磨着小轴承的平面，忘了是什么用的，结果也不了了之。

第二是学会了围棋。

我几个最好的朋友，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都是同班，其中一对双胞胎刘加智、刘加勇会下围棋，他的大哥也会下。我在他家看到他们下棋，觉得有趣。加智鼓励说，你数学这么好，下围棋一定好。借了几本书给我。我拿着吴清源《白布局》《黑布局》《定式要领》等书，囫囵吞枣，打谱练习，很快就入门，可以与他们对局了。我认识了当时市区水平最高的几个棋手，和他们下，我肯定输得多。他们说我棋路挺正。我知道是说我杀力不够，是“书房棋”。上了大学我订了上海的《围棋》月刊，唬倒很多同学。

学会围棋是一种机遇，如果不是高中毕业无事可干，也许不会和围棋结缘。不管是在大学读书时，还是在今后的工作中，蕴含中华文化丰富内涵的围棋都使我获益良多。

第三是在温州图书馆蹭书。

我家不是书香之家，父亲高小学历，母亲片字不识。除了课本，家里仅有的一本藏书是养兔子的专业书，都被我翻烂了，里面几幅彩色兔子解剖图，至今还有印象。后来被母亲用去纳鞋底，心疼好长时间。

距我家仅200多米的温图是我最好的去处，一周都去好几次，浏览新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纸，用一个“假阅览证”（办证需要单位证明，待业的不能办）在馆内看书。这里工作人员很知性，明明知道证件不符，也不愿揭穿，找到书以后看着你，意味深长地一笑，尽在不言中。

当时很红火的《金光大道》《林海雪原》《欧阳海之歌》《红岩》《艳阳天》等书籍，都是在温州图书馆阅读的。还有苏联作家高尔基的《童年》《我的大学》，古代小说《西游记》《镜花缘》《红楼梦》，还有鲁迅先生的许多作品。除这些文学作品外，范文澜先生主编《中国通史》是我看过的第一部大部头的书，囫囵吞枣，有的看得懂，有的似懂非懂。对温州图书馆的记忆，温暖又温馨。

1977年4月，通过关系介绍，去温州五星电气低压开关厂上班。这是一家街办小企业，由温州开关厂和五星街道合办，后来居然成为温州市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介绍信“备注栏”写着出纳，街道原意是让我当出纳（当时没有财务证书要求），我用一个月练打算盘，前头加减乘除技巧等都练得非常娴熟，非常自信。但企业对出纳这个重要岗位有自己的打算，坚决顶住不办，前后拉锯一个月，最后将我的工作调整为开仪表车床。月工资第一年18元，第二年25元。我眼睛高度近视，做一般活还可以，磨制刀具根本看不清，师傅教了好长时间都不得要领，很是受鄙视。

后来境遇稍有改变，被调去厂办抄抄写写，好像有了用武之地，其实心情很低落。当时大学专招工农兵学员，培养又红又专，而我非工非农非兵，上大学绝无可能；家里二姐和二哥去黑龙江支边，另一个姐姐已经安排工作，当工人也无路可走；高度近视，更使当兵梦成为空想。

其间，时有传言说国家要招收外语专业学生，后来发现是空欢喜一场；又有传言有招收佛教学院的学生，也蠢蠢欲试。总之社会动荡，传言谣言，人心惶惶，前途迷茫。

1977年10月，终于正式传来官方消息要恢复高考，几个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盼望多年的大学梦有机会实现，纷纷举杯庆贺，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

当时复习条件很差，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和习题，没有老师指点迷津。我4年初中高中课本和4年大考和期中考试试卷都保存得完好，成为复习的主要资料。

荒废几年，打开捆扎在一起的旧课本，数理化没有忘记，看书解题都能独立完成。1972至1973年间，邓小平复出，国家对教育有所重视，用数学竞赛、作文大赛、书法比赛等鼓励学生多学习，这段时间老师努力教，学生认真学，基础打得扎实，对后来参加高考帮助很大。

1977年第一年恢复高考，各地都先用初试作筛选。11月29日，初试试场设在母校温州六中。记得初试语文试卷有一段“齐人攫金”故事的翻译：

昔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对曰：“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

难度并不大，好多同学却翻译不好，初试即遭淘汰。

初试通过后，准备正式考试。遇到第一个问题是填报志愿。

第一次参加高考，懵里懵懂，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优势，不知道选择文科还是理科，也不知道什么叫本科、专科，更不知道各专业的具体要求。远在黑龙江支边的二哥，建议我报考理工科，理由是老三届经历丰富，文科优势大；新生记性好、脑子活，选理科有利。我觉得有理，就选择报考理工科。

选专业也很无厘头，因为手头有几本从新华书店购买的《二进制》《激光技术》等小册子，兴之所至，填报了复旦大学激光技术专业和浙江大学电子计算机系，其余大学和专业就放弃了。

1977年高考有几个特点。一是由各省自行命题，没有全国统一试卷。二是考试之前即填写志愿，好像是三个学校，六个专业，约等于瞎子摸象。三是考试科目理工科考语文、数学、政治、理化4门，文科考语文、数学、政治、史地4门。四是考试成绩绝密，没有公开公布。

12月15至16日，我和全国几百万考生一起，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共同见证了这个重大历史时刻。

考试试场也是温州六中，这使我如同参加中学的一场普通考试，心态平和，发挥正常。

考试后一个多月后，温州五马街发榜公布参加高考体检名单，看到了我和几个同学的名字。我家住河西桥，属朝阳街道向东居委会，全街道入围仅有2、3人，很是风光。第一年高考成绩无从查考。——后来在高中同学家里看到一本中学复习资料，选载温州考生的10篇高考作文《路》，其中居然有我的一篇！

但接下来很不顺，体检时，裸眼勉强看到0.1，而报考专业要求裸眼0.5以上，主检医生签字：限报数学专业！那年头因为徐迟先生的《哥德巴赫猜想》引发的数学热，数学专业红得发紫，要分很高，前途不妙。

忐忑等待中，接到市招办的一封征询函，如果大学没有录取，中专去不去？我想想不至于吧，直接否掉。千等万等之后，因为复旦、浙大的两个专业都改为数学系，而我的高考数学成绩没有那么突出，终于确定落榜了。

然后又有转机。原来不在招生序列的温州师专，经教育部批准，拟开始招生，生源就是这批落榜生。我正准备填报时，遇到高中同学周国苗，他和我一样，都通过录取分数线后落榜。他告诉我温州师专是专科，不是本科。我问什么是本科什么是专科。他解释说本科是四年制，而专科只读三年。我憨憨地再问，这有什么不一样吗？周同学终于挑明核心：“本科毕业后工资比专科高一级。”一级工资相差5元，当时是一笔大钱。我一听，马上打消了报师专的念头。

大批扩招落榜生是恢复高考后唯一的一次，可见当时社会对人才渴望是多么强烈。我的做法很冲动也很幼稚，轻易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很多人为之惋惜。

见高中同学，有10多位分别被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医科大学、杭州大学等录取，心里不免惘然。考上温州师专中文系77级好友严正发话鼓励：“高考如同挤公交车，前一趟挤不上，下一趟说不定有好座位。”严同学后来考研至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再后来赴美留学。多年后相遇，我重提旧事，他说已经忘了说过这句充满哲理的话。

1978年高考是全国统一考试，因为视力原因，我转报文科，填报的大都是中文系、历史系。第二次参加高考有了经验，语文、数学和政治时间安排少一些，重点是复习历史、地理。才发现4年中学，居然没有设置历史、地理课程！我根据大纲找资料，再靠一点平时积累，复习很顺利。

7月20日至22日，我再次进考场，落笔飞快，每科都提前交卷。最后一门地理考试前，彼此毫不认识的监考老师悄悄对我说，你考上大学很有希望。

考试后估分350分左右，实际公布成绩5门功课总分361.8分，超过文科重点录取线50多分。其中数学估分60左右，实际73.8分，被杭州大学中文系录取。

好事多磨，其他考生陆续收到大学的通知书，都在准备上学了。我迟了好几天还没有收到，心里很是郁闷，又不知道找谁问。有好心人告诉我，可以去邮局问问。我赶紧赶往市区信河街的邮电局，问了一下，杭州大学录取书就摆在那桌子上。原来我家住市区河西桥50号，可杭州大学工作人员笔误成河西桥15号，正好是一条路的两头。邮递员把录取通知书送往15号，自然没人接收，只好负责任地带回去，虚惊一场。

四年大学生活如白驹过隙，匆匆而过。随着1998年大学合并潮，杭大并入浙江大学，世上再无杭州大学，母校之称也显尴尬。

1982年5月，和朱承君同学在黄山

40多年前高考，改变了一个普通公民的命运，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温州市委办公室，从一个无业青年化身国家干部（公务员）。我先后在温州市级机关党委、团市委、市外经贸委、市政府办公室等单位工作，是一个典型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到学校门到机关门），我珍惜这一切，一直努力谨慎工作，最后在温州市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任上退休。当年高考青年现已在安享退休，而参加高考的一幕幕却久久难忘。

来源：新三届，原载钱江晚报客户端“小时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