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之后：从田间到校园改革开放铸就一代人

沈茂德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课堂用功学习。

每年的六七月，总是那么的忙碌。大量的来访、招生宣传，高考放榜，校园的空气也似乎变得凝重。整个人像上足了发条的时钟一样，一刻也不停地在运转。不知不觉，恢复高考已经整整40年了。恍惚之间，几十年间的那些人和事，鲜活在眼前，数十年的沧桑变化，弹指一挥间。

“夫子”授学，众“农民”进大学

1975年，我高中毕业。从小学到高中，我几乎一直都是班长，语、数、英、物、化多科课代表都做过，因为良好的家庭教育，我从小喜欢读书，在同学之间常常扮演“讲故事者”的角色，初中时同学们都喜称我为“知知”。虽然常有上大学的梦想，但20世纪70年代是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机制，而我终因“家庭成分高”的缘故，虽然学习、表现均可，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还是无缘被推荐上大学。我高中的一位班主任在临毕业时曾善意地对我说：“沈茂德，你就安心在农村工作吧，争取做个农技员。”于是，在广阔蓝天下，头向地、背朝天，我安心务农，一干就是三年。其间，也有几次“贫下中农子女”被推荐上大学，请我辅导，无非是《老三篇》文章划分段落、归纳中心思想，写几篇口号连天的读后感而已，但我为他人“作嫁衣裳”，其情其境想起就酸溜溜的。

幸运的是，小平同志拍板恢复高考，田头广播中听闻“高考”二字，怦然心动。更幸运的是，已离别母校玉祁中学多年，初中时的“老夫子”吕进人老师还牵挂着我们。吕老师原为苏州大学哲学系的主任，50年代被划为“右派”，发配回老家教书。虽然满腹经纶，但因时有“怪言奇语”，终不得重用。但在学生们眼中，他是“百事通”，常见他叼着烟，一杯茶，一本厚厚的书，念念有词，颇有仙风道骨之感。正是这样一位蹲过牛棚、经历坎坷的师者在闻听恢复高考之后，在简陋的宿舍里办起高考辅导班。他不收一分学费，招来的都是他认可的“可教之才”，语文、历史、地理、政治一人包揽，采用的方式是“孔子讲学”与“苏格拉底思辨”相结合的方式。常常是他一人讲，我们十多人或坐或站认真聆听，也时常是我们众多疑问，他逐一作答。没有一本教科书，没有一本辅导书，根本没有整套的讲义，就在这种简简单单的“对话”式教学辅导后，我们匆匆走进了考场。令吕老开心的是，他的徒儿争气，他的“私塾”颇为成功，十多位农民学生都走进了各个大学，而我考入了南京师范大学。后来聚会，我们这些徒儿常赞其“办学有方”，他便仰天大笑，其乐融融。

老少同学，图书馆书包占位

由于十多年高考停考，七七、七八届的同学年龄相差极大，我是当时班上年龄偏小的同学。刚踏进学校，还真见了世面，有妻子送丈夫的，有丈夫送妻子的，更有携妻儿一家人来南京的，全班40多人，结过婚的有十多人。第一天住宿舍，满满当当10人。舍长老孙，南京人，瘦长个儿，满脸胡子，大我们十多岁，指挥调度，4年中，一直是老大哥身份；大老刘，来自盐城乡下的淳朴汉子，开学初，每天斜挎着妻子缝制的花布书包，风风火火走在校园大道上，真如赶集的农民。记得他妻子每月会按时寄来一封家信，大老刘常躲在床上，一两张信纸可以看上好久好久，看到乐处，还发出笑声，惹得我们这些“快乐的单身汉”非要他当众朗读。几十年过去了，同学情、同舍情，此生永存。每次同学相见，犹如兄弟，同学相聚，烈酒热泪，醉眼豪言。那是真正纯洁的、没有任何功利的情分。

我们是幸运的，当年授课的教授名单足以让今天的南师学子羡慕，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地理学家李旭旦先生亲自给我们授课。我始终记得他教育我们，“你们是师范大学地理系，所以不要去渴求成为地理学家，但要努力成为地理教学家。”我想，这样的教育在今天仍是极为深刻的。给我们授课的还有陆濑芬教授、单树膜教授等等。

大学四年，学习时真犹如饿汉扑在面包上一样。因为失去了那么多时间，因为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遇，因为从未见到过那么多的书籍，七七、七八届的同学们学习热情之高是今天的很多大学生无法理解的。那个时代，没有今天这么喧嚣的困扰，也没有今天这么多的诱惑，心是那么的静，人是那样的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一代大学生的内心信仰和行为自觉。图书馆的座位永远是满的，图书馆的座位是要抢的。那时的书刊尚没有今天这么流行，获取信息也没有今天这么便捷，更不会有手机铃声的吵扰，绝大多数人除了上课、运动，一有时间，就是去图书馆。早占座位，抢占座位，书包占位就成了那时图书馆的一景，三两同学，同舍好友，带着馒头早早等着图书馆开门，一人占两三个座位。不时有人来问：“这儿有人吗？”答：“有人了，刚上厕所。”而其实在食堂用餐的好友则心中泰然：今天肯定有位了。这样的游戏当时的同学大多经历过。

初为人师，立志做真正的教师

1982年，我走出南师，走进了梅村中学。这是一所位于江南古镇的省重点中学。我是幸运的，重点中学的文化浸染，奠定了我的工作习惯。更幸运的是，从教之初，身边就有一批倾情教育、无私无欲的真正的教师。

今天，我也成了省特级教师，成了教授级高级教师，但至今，我仍然会时时想起梅村实验小学的特级教师滕宇翔老师。那时，他是梅村实验小学的教务主任，实小与梅村中学一墙之隔，我们常常相遇，我也多次听过他的讲座。儒雅的气质，始终以研究的状态进行工作，常读书、多写作，这些学者型教师的性格和行为特征深刻影响了我们这些初为人师者。

由于年代的局限性，那个年代有一批大专学历的教师。我在梅村中学工作期间，同宿舍的周锡春老师教化学，他一边工作，一边自修。我对专业以及文学的学习是比较认真的，每天办公结束后我都会捧着一大叠刊物回宿舍，坐着、躺着静静地看书。周老师则总是坐在宿舍内十分简陋的写字台前，翻阅着厚厚的大学本科教材，做着一道道没完没了的习题。好多次我催促他：“赶紧睡吧，夜深啦！”他却总是说：“你先睡吧，我再看几页。”凭着这股韧劲，他硬是一门又一门通过了大学的本科自学考试，并以专业实力成为重点中学的教研组长、无锡市名教师。学习在周锡春看来，是内心的一种需要，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发展的一种必需。

每次梅中的学生聚会，学生们都会畅叙：“那个年代的教师没有钱，但那个年代的教师不讲钱。”他们是平凡的教师，他们的一生并没有轰轰烈烈的伟业，但他们是真正大写的人。因为是寄宿制学校，学生每月回家一次，对班主任来说，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没有加班费，陪伴学生好像天经地义，与学生在一起他们就感觉无比的幸福；学科组长组织教研活动，编制讲义，辅导青年教师，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职责，是快乐的工作。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编写讲义靠的是钢板、蜡纸、手推的油印机。语文老师华章，刻得一手好字，好多学科的老师都请他做“义工”刻写讲义，他从不推辞。刻写一张讲义，没有一个小时是完不成的，但他把这些常人眼里枯燥的工作视为艺术创作，除了对内容的把控，他常会在讲义的边角上缀上几朵小花装饰以增加美感。这样的人在今天看来确有些傻气，但这就是那个时代教师的缩影——为了工作，有力出力，有才出才，全心热爱着这份工作。

如今物质条件飞速发展，我却常常怀念那个物质匮乏时代的踏实，深陷在日益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中，内心又常常在追寻着自然的恬静。每每走进清静的旷野，每每面对辽远的大海，心中常有一种舒坦。我在想，过去的岁月，或许有着自然的宁静、旷野的清澄、大海的辽远，所以，我们才这般魂牵梦萦。

从教之路回眸：校园还需宁静

1994年9月，我来到天一中学担任副校长，至此不曾离开过。天一中学是一所创办于抗战时期的中学，学校的成长见证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恢复高考后，李政道先生向邓小平书记提出“早出人才，快出人才，考虑从少年中选拔出学生，培养科技人才”的建议。然而，大学招揽少年人才，需要中学的配合，天一中学便是第一批开办少年班的中学之一。

2015年，当时年仅46岁的理学博士杜江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位年轻的院士，便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学生，也是众多天一中学走出的学子之一。2015届毕业生勇力嘉原本是一名理科学生，却出人意料地在江苏省作文大赛中获得了特等奖。平时成绩优异的她，高考成绩还是与她心中的第一目标北大哲学系有着不小差距。最终，她凭借着优秀的综合素质，通过校长实名推荐以及北大招生组老师的努力，以降低了60分的录取分数线，如愿走进了北大校园。杜江峰的崛起代表着天一中学改革开放40年来在超常儿童教育研究方面不懈的努力和坚持，勇力嘉顺利进入北大哲学系，则体现了天一中学因材施教、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办学理念。

如今，中国的基础教育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无锡更是如此，且在许多方面已在引领着中国基础教育的方向。但我们仍需看到，老百姓对中国基础教育还有很多意见，学生的负担仍然很重。教育界内部也时常在讨论，为何我们如此努力，却常常会感到痛苦？我们在改革与发展的探索上是否有方向上的偏差？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人看到的是孩子身上的重担，但我们逐渐发现，其实根本问题在于课程的多样性不够。

为了丰富课程，我们开办了100多门选修课，以及多个清华北大的先学课程。不单单是在课程上用心设计，校园内的一草一木我们都费尽心思。如今，我们的校园里，仅挂牌的树木就有300多种，其中果树有30多种、花草有100多种，我们逐渐将树下的草坪换成了100多种中草药，学校更配套开办了花卉草木的课程。从一开始对超常学生的培养，到现在，让每个孩子的个性特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已成为我们最大的目标。

从事教育已30多年，在重点中学校长岗位上也有20多个年头。长期的教育和管理实践，我深悟，教育是一种慢的事业，校长是一种静的职业。在经济日益繁荣、世界更加开放的时代，社会生活的节奏已变得如此之快，日益丰富的声色耳目之娱正在使人变得浮躁与复杂。忙碌于形式的活动，匆匆于礼节的应酬，读书有时变成浮光掠影。当我们静下心来，不由悚然，是我们掌握了物质，还是物质控制了我们？

教育专家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李镇西校长曾大声疾呼：“学校不是公园，不是超市，不是旅游景点，学校就是学校。学校需要的是积淀，不是浮躁；校园需要的是内敛，不是吆喝。”

每每出访考察，走进国外的高水平学府，我都在想，当我们呼唤诺贝尔奖，当我们期盼拔尖创新人才成批涌现，教育应该重视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着力？我无法全面回答，但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那就是，在日益喧嚣的现代化进程中，高水平教育不仅需要有巨资投入，有气派的现代校园，不仅需要高薪引进高端人才，最基础、最重要的，可能更应该是：营造一种宁静——每一个人，尤其是教育精英们，应有宁心静气的品质与深入探究的学术坚持。

（作者为江苏省天一中学校长，江苏省特级教师，中国人才研究会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