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占：历史不说“如果”
如果没有高考，我大概是个不错的木匠。1972年高中毕业回乡，除了种地，我自学了一手好木匠活儿。在农村，干木匠活儿要比种地俏，活儿虽然比较累，但可以吃百家饭，还净吃好的。那年月，能吃上一顿好饭是幸福。农民家里盖房子、打家具，生产队造马车、做农具，我样样都行。我制作的播谷机将原来七个人干的活儿减少到一个人，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以至于几年后我当了教师，一到春播，生产队长还到学校找我：“快给修修你做的家伙什儿，别人弄不了。”
如果没有高考，我可能继续当我的小会计，整天扒拉着算盘珠，围着个围脖儿，就像《艳阳天》里的马立本儿。记生产队的往来收支，记每个农户的收支明细。每到年终决算，总想着法儿为农民多分几个钱儿。
如果没有高考，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初中教师。我当教师不敢说称职。那个年代，与其说我是教师，不如说我是生产队长，领着学生干活的时间比上课的时间多。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课堂上，我总觉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可一看孩子们的眼神就知道，他们根本没听懂！班里四十几个学生，能跟上课的不过三两个，公社会考全班数学平均分不过四十多，这让我很苦闷。
那段时间，我一直做着一个梦，梦想着有一天能够上大学。为了圆这个梦，我一直完好地保存着我的高中课本，还时不时地找些题目做做。可现实告诉我，上大学可能是个无法实现的梦。
真像梦一样，那天，公社礼堂里面挤满了人，少说也有三百多，我到得晚了些，找了一个角落坐下，听公社教育助理训话：从今年开始，国家恢复了高考，每一个具有高中学历的年轻人都可以参加，能不能上大学，可全凭你们自己的本事啦！这是1977年的10月。
我的一位高中同学，一个月以前就在复习，准备参加高考，可我还没有一点准备。确信这是真的后，我兴奋、激动，我终于能够参加高考，去实现我一直追求的大学梦了。
当时是先报志愿后考试。我的动手能力强，填志愿的时候没犹豫，选择的都是工科院校——第一志愿：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第二志愿：大连工学院自动化系。当时也不知道自动化是干什么的，我想可能就像我造的播谷机，前面马拉着，后面自动播种、自动施肥、自动培土、自动碾压，一切都是自动的。
几天后，公社教育助理对我说：你不能填这样的志愿，按照上面的规定，在职教师，只能报考师范院校。我傻了眼。
这样的规定让我灰心丧气，甚至不想参加高考了。报考师范院校，将来毕业不还是当教师，我总以为我不是块当教师的料。现在想起来，要感谢我的另一位高中同学，是他鼓励我一定要参加高考，并且说：你要参加一定能考得上。没有选择，我不情愿地只报了一个志愿：吉林师范大学（后来改为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
没想到考第一科就给了我“当头一棒”。第一科是数学，这应该是我的强项，教了三年初中数学，报考的志愿又是数学系。但一共六道题，我只答对了四道半，估计能得75分（满分100分）。答不上的题目已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
我是1966年小学毕业生，考上初中仅三个月就开始停课闹革命。因为家庭出身是中农，不让参加红卫兵，革命也闹不成，只有辍学回家。直到1971年初，才又回到学校，直接上中学三年级，当时的学制是初高中加在一起四年，我等于上的是高一，用了两年时间补完了初中课程，又学完了高中课程。使用的是压缩课本，很多知识都被压缩掉了。
一出考场碰见了公社教育助理，问我怎么样？我说完了！砸锅了！六道题我只答上四道半！助理说：你行了！我问了几十个人最多的只答上两道题。助理的话给了我信心，后几场考的是语文、政治、理化，答题异常顺利，场场提前交卷。
紧接着是漫长的等待。大约两个月的时候，通知我去参加体检，当时得知凡是参加体检的总分均在150分以上，我想我的总分至少也在300分以上，上大学似乎已经不成问题。接着又等了一个多月。有一天，公社邮递员在离我家很远的地方就大声喊：刘长占！给你报喜来了！我几乎是冲出家门，去迎接我的录取通知书，我被吉林师范大学数学系录取了。
四年大学生活我学到了很多，不仅是知识，更开阔了眼界。老师们都说，七七级是最好的一届学生。
大学生活结束，我已经打定主意回家继续教书。通过四年的学习，我坚信我能够成为一名称职的教师，我会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听懂我的课。因为上了大学我才知道，当教师首先要了解你的教育对象，要因材施教，我当年教的那些孩子都是些农村娃儿，那些我认为简单的无须讲解的东西，恰恰是需要通过仔细讲解孩子们才能够听得懂的。
突然有一天，系辅导员老师告诉我，学校人事处长要找我谈话，我感到莫名其妙。忐忑不安地来到学校人事处，处长见我第一句话就问：毕业有什么打算？我说：回去当教师！又问：你是否服从分配？我说：服从！处长说：现在有一项很艰苦的工作准备派你去，这是一项保密性很强的工作，每年要在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工作几个月，你行么？我说：行！就这样，我被分配到当时的教育部学生司招生处从事高考命题工作。
当时的高考命题工作的确比较艰苦，每年组织这项工作，一干就是两个多月，头一个月命题教师集中命题，并印制试卷清样，后一个月是组织命题教师到外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休息。印制试卷清样，需要找一家印刷厂，由工人捡铅字排成版，再印成清样。工厂白天要生产，为便于保密，我们只能白天休息，晚上工作。排版工作非常辛苦，需要工人们从铅字架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捡下来，拼在一起，并且不能出一点儿差错。为了加快工作进度有时候我们就和工人一块儿干。铅字排成的版很重，排好的版装在木盒里编上号，天亮结束工作之前我们还要一盒一盒地搬进保密室。工作虽然辛苦，一想到将有几百万考生参加这样的考试，国家要用这些试卷选拔出几十万新一届大学生，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时时在鞭策着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克服困难做好工作，决不能出半点儿差错。
尽管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试卷排版早已经电子化了，我也离开了这个岗位。但是，我参加高考后又从事高考工作的那段岁月总是让我回味不已，感慨颇多。
如果没有1977年恢复高考，如果没有小平同志挽狂澜于既倒，我这个小木匠、小会计、不算合格的教师命运会怎样？千百万那一代青年的命运会怎样？国家的命运会怎样？
所幸，历史不说“如果”！
（作者：刘长占，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考试》杂志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