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改变了一个农村家庭的命运

史龙升讲述 史根银整理

我叫史龙升，生于1938年，住泰兴市胡庄镇史庄村11组，1998年光荣退休。我退休前为中学高级教师，先后在刘荡中学、宣堡中学、城北中学、马甸中学教学，担任过高级中学副校长、校长、党支部书记等职，1993年被聘为泰兴市教育局督学。我教书育人的事迹以及家教经验曾刊登在江苏省级刊物《初中教学研究》2009年第6期上。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这里，我要讲述的，是恢复高考改变了我这样的农村家庭的命运。

1961年，工作的第二年，我和爱人蔡明玉结婚，婚后育有4个子女。妻子和孩子在老家生活。孩子们出生在困难时期，成长在“文革”中，整个家庭就靠我一个人微薄的工资以及妻子在生产队挣点工分钱过活。

“文革”结束后，全国上下拨乱反正，百废待举。1977年秋天，我从报上读到恢复高考的消息。1977年8月初，在邓小平主持下，召开了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这次大会上，与会者纷纷主张立即恢复高考，这一主张得到邓小平的明确支持。从8月中旬开到9月下旬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最终达成共识，改变“推荐上大学”的招生办法，恢复高考。10月份，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以及1966、1967、1968届学生（老三届学生，年龄、婚否不限）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

消息刊出后，让无数曾在迷茫中苦苦求索的青年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这也是我们这些农村教育工作者所迫切希望的。高考制度的恢复，开启了圆梦的时代，照亮了中国的前程。同时也使我们这些农村家庭出身的人的梦想破土而出。我的女儿即将作为1978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小时候我读书的情景。1946年，父亲把9岁的我送进私塾读书。1949年8月，史庄小学成立，我开始接受正规教育。1953年7月，我以优异成绩考取泰兴县口岸初级中学。1956年，我被扬州师范学校录取。在扬州读书的两年里，由于家境贫困，我几近辍学，就在这时候，我得到同村长辈史宝田（时任扬州专区保卫科长）的资助。两年后，1958年，我被扬州师范学校保送进江苏师范学院攻读数学专业，成绩在班上独占鳌头。1960年8月，我怀揣着儿时的梦想，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来到了泰兴“北大荒”汪群乡大刘荡中学任教，把青春和热血倾注在乡村教育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我架起农村孩子的希望之桥。

恢复高考了，我把自己拼命读书、求学的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和孩子们听。我的求学故事深深感染了我的孩子。在1977年除夕，我的家庭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4个孩子把书拿出来，在亮光充足的红烛下各看各的书。我也陪着他们看书。到了睡觉时又统一了认识，大年初一吃早饭之前先读书，吃了早饭后，不急着去邻居家拜年，读书读到10点钟再去拜年。4个孩子把学习抓得紧，认为过年期间伙食不错，不用功学习是说不过去的。他们利用过年期间把功课复习好，心里非常愉快。我还要求他们除了复习功课外，还要抓好预习环节，所以他们的学习成绩都很优秀，这也令我和妻子倍感欣慰。

我从不教孩子们如何认真学习，而是做好我的事：上小学时，就把初中的书买好，上初中时，买好高中的书，放在孩子们的房间。另外，我在孩子们房间放一些零食，如酥饼、糖，放一个装满开水的热水瓶，对他们说：“早点休息，不要累着！”不知怎的，他们就是不肯早点休息，一般学习到10点以后。我们夫妇省吃俭用，为女儿请了家教——高中物理教师田老师，利用课余时间为我女儿辅导。

1978年秋，女儿的高考分数下达后，我又一次担惊受怕，总分数是299分，连当时胡庄公社的领导干部都替我担心，他们认为起分线应在300分以上，怎么就差了一分呢？当时胡庄公社还没有出现一个大学生。结果大学分数线公布下来，录取分数线是288分，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那一天，录取通知书送到家中，女儿考上苏大蚕桑学院，我们全家人非常高兴，唱呀，跳呀，感谢外公，感谢所有帮助过女儿的人。

女儿被高校录取，消息像长了翅膀似地飞遍远乡近邻。当时的泰兴县教育局也对胡庄中学表示祝贺，毕竟农村中学第一人。女儿毕业后分配到江都县嘶马公社担任养蚕栽桑的技术员。后来，她又被江都县政府派去日本留学，现在位于泰兴城西的福冈编织厂是中日友谊的见证，也是女儿回报家乡的见证。经她介绍，史庄村已有20多名青年男女去日本打工，少说也为史庄村净赚外汇合人民币有几百万元，为泰兴经济崛起作出了贡献。泰兴电视台曾多次报道了她。

女儿考取大学后，她的3个弟弟都以姐姐为榜样，勤奋学习，攻坚克难，先后考上了大学，都成为有用之材，各自发展得不错。

我们的家教给了我所在的史庄村村民很多的启迪，人们的眼光放远了，把用于建房的钱投入到教育和关注子女的成才上，家家户户都十分重视孩子的培养。从那时起，我们这里开始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农家何须建楼房，一心培养读书郎。”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思想很前卫。我是这样认为的：什么都不重要，唯有知识重要；知识就是力量，读书能改变命运；态度决定一切，家长的工作重心决定了孩子的成才轨迹；花在教育上的投入，得到的回报将是巨大的。现在，我们史庄村是全镇大学生最多的村。

直到2012年，我们才将上世纪70年代早期的三间水泥梁条、水泥山的红瓦房改造成上下三层的高大的乡间别墅，为此，我把它命名为“争气房”。

41年前，恢复高考曾让亿万个梦想重新放飞。感谢为恢复高考做出努力的人们。没有那年恢复高考，就没有我们家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