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敏：一生的教育情结
我和我的学生一起高考
1971年，我髙中毕业，插队回城后分配到了南宁，在南宁四中当了一名数学老师。
那时我只有18岁，只比我的学生大一点，有的学生长得成熟，比我更像老师。
最关键的是知识储备不够。我读初中时赶上“文革”刚开始，停课闹革命，基本没上学。高中只读了一年书，剩下的一年都在学工、学农、学军、拉练等等，后来又去插队。我又没上过一天师范就直接当中学老师，感觉特别困难。
真的是书到用时方恨少，给学生上课心里都发虚，所以我对知识特别渴望。
当时能从插队的农村回到城市就是最大的理想，当老师都算幸运的。
上大学想都不敢想，只有工农兵学员才有资格被群众推荐上大学，我们都够不上，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没有办法，只能自学，现买现卖。我全部的精力都用在怎么给学生上好课，每天拎着板凳听老教师讲课，然后山寨进我自已的课堂，边学边教。
1977年10月，我带着学生在农村劳动，大喇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非常激动，觉得机会来了，让我觉得最奇妙的变化是学校的风气，在"文革”中，读书无用论对学生影响很大，老师很大的精力都在维持课堂秩序。高考的消息发表后，奇怪的是整个学校都安静下来了，班上的绝大部分学生开始认真看书。
1976年到1978年间，文革时“极左”的思想还没完全纠正，还讲“两个凡是”。恢复高考让全国人民都意识到，国家对人才的渴望、对教育的重新重视是真的，连原来认为不可能改变的工农兵上大学的方式都改过来了，消除了人们对改革的动摇和怀疑。
我渴望学习。也有老教师劝我算了，能当老师在那时是很不错的工作。但“文革”十年学业荒废，我当老师都觉得学识差得远，很单纯地就是想要把那十年失去的学习机会补回来。
按照当年广西的政策，报考大学的年龄上限是25岁。我那年24岁，意味着那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白天还得上课，我就晚上熬夜复习，真的是破爸沉舟的心态。
大学时代追赴失去的十年
大学四年，最强烈的记忆还是学习的风气>11点熄灯以后，校园的路灯底下全是背英语的。我是进了大学才从A、B、C开始学英语。
当时的武汉大学在国内率先实行学分制，兴起了跨系学习的风气。我同时在数学系和经济系上课，一些同学也到生物、化学等系去听课。有同学大二开始就像现在的博导模式一样，一边上课一边跟着教授做专题研究。
那时“文革”刚结束，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我们一星期才吃一次肉。
高考对当年的我来说改变了命运，现在相对那时来说，就业的机会没有那么多了。
可是，最近几年，我在农村地区做教育扶贫考察时，很多地方仍然对村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津津乐道，他们因为考大学就有可能在城市里工作，即使回乡工作也因为有了知识，可以做电商、科学种田，收入不比城里差。
你哪怕考上三本，相比没上大学的，未来还是多了很多选择的机会，眼界和价值观都会发生改变，人生发展的道路会更宽阔。
当然，和现在的时代相比，高考已经不像我们那时候是唯一的命运转机。
相比成就，我们更像铺路石或者探路者。当时人们对77、78级的学生寄托很大的希望。四十年过去了，这批人在各条战线上都是骨干。
但是，真正成大事的并不多。例如，诺贝尔级的大师没有出现。成功企业家也是79级以后的大学生更多。我们更像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群人，让中国的改革开放能顺利推动，中国社会经济能平稳展开。
我久不后悔谏言大学扩招
1998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启动扩大内需，鼓励买车、买房。但那时经济下滑，下岗潮出现，人们手里有钱也不敢买。
我们发现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最大，那时考大学很难，家长砸锅卖铁也想让孩子上大学，我感同身受。
我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的18年里，发现我们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在高等教育上的差距很大，当年我国18-22岁的适龄青年入大学比例仅为4%,而印度是8%，菲律宾都在30%以上。我们的人均GDP都远高于这两个国家，凭什么我们入大学率如此之低？
在当时的背景下，高校扩招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突破口，也是教育的突破口。
回顾起来，我始终觉得扩招的方向没有错。它使大学招生从1998年的100万到现在招800万，让好几千万原来没机会上大学孩子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如果当年不扩招，他们和下岗潮赶在一起，很多学生中学毕业就失业，更可怕的后果是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会更低。
扩招后出现的很多问题与后面的教育改革没有跟上有关。
例如贫困家庭学生上学难的问题。我们当时建议扩招时要有助学贷款设计，在收学费时，把助学金、奖学金做好等等。但是，由于当时的政策落实不下去，银行不愿意给学生提供助学贷款。
再例如，大规模扩招后，学生的就业会有一定的难处，政府要有政策应对。这些问题，后来都慢慢解决了。
对就业问题，我总是在说，扩招并没有扩出人来。这些孩子如果不上大学，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就得失业。在当肘的情况下，上了大学后就业的机会还是多一些.是每年招100万学生还是招800万学生会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容易上大学？这个问题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是中小学生义务教育免费，上大学是少数人受益，要收费。
但当时我国情况正好相反9中小学收费，大学反而免费。国家有限的教育资金，应该是先照顾中小学还是让大学免费？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大学的问题，应该用助学金、奖学金的方式来解决，而不应该是大学全免费，让富裕家庭、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搭便车。
我从不后悔建议大学扩招，那符合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大学扩招与任何改革一样，一定是有利有弊，但利远远大于弊。而且，随着改革与社会发展的深入，目前的这些弊病，也会得到改正。当然，如果当年扩招时配套的措施更强一些、落实得更及时一些，效果会更好。
农村教育不提高，下一代会继续贫困
我几十年一直搞经济，但大多是理论与政策研究。2010年，我很想换种活法，想做一些我感兴趣但没尝试过的事情，从事教育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我因教育受益太大。大的事情做不了，那我就做一些小事。
进入教育后才发现这一行当的水之深、动之难，需求之大，改革之必要。
我想，这年头不是都在谈跨界吗？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外行做成的，比如网约车颠覆了出租车行业，微信颠覆了通信运营商。我也斗胆从一个经济学者的眼光，从一个教育业余爱好者的角度对教育来品头论足。
现在在城市做教育是锦上添花，到农村才是雪中送炭。中国教育问题在农村更为突出。我们在贫困农村考察时，一些乡村学校硬件条件甚至比城市的还好。但是，教育不是桌椅板凳，最根本的是教师。农村的学校留不住好老师，优秀的老师也不愿意到农村去，教育质量提不上去，贫困还是会代际遗传。
我举个我们试验的例子。四年前，我们与人大附中刘彭芝校长一起开始了一个称之为“双师教学°的实验。一个贫困地区学校的课堂，有两位老师：远端人大附中老师和当地乡村学校的现场教师。乡村学校学生通过互联网直接上人大附中的课。
这一试验已在中西部十八个省的130多个贫困地区乡村学校中进行。效果非常明显。中考成绩试验班比控制班平均整整高出了二十分。另外，乡村老师们每天都在听全国最优秀老师讲课，和这些老师一起在QQ群中备课、答疑。几年下来，他们很多都成了当地的优秀教师。
文革时的知识断层，让我们很珍惜受教育的机会，所以我们肯吃苦。
那代学生的家国情怀很重，很多在国外留学、工作的人,后来都选择回国。我毕业后选择亚洲开发银行工作，原因之一就是能研究东南亚、中国的经济，希望能把经验带回到国内。
我们那代大学生都在克服各种困难追赶失去的十年，追赶我们和国外的差距。
现在，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没有衣食之忧，能做点小事就很满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