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高宁：阴差阳错走对路

不像很多人猜想的那样，我是有什么背景的。你向“上”看，恐怕看不到有姓宁的。到今天能担这么大的责任，从我本身来说，是有点阴差阳错的。

插队岁月

我1958年11月出生在山东小城滨州，父母是当地医院的医生。我在滨州读完小学到高中^1975年我17岁，刚高中毕业，响应国家号召，到滨州下属的博兴县插队当知青，后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段“土插队”岁月。

博兴县当时在山东很穷，我到县里一个村庄蹲点，白面少，几乎每餐都吃玉米、高粱之类——现在中粮用来做酒精的玉米，在当时都是一日三餐的主食，晚上就睡在简陋的小屋里。现在想想，那是一段很快乐的时光，很单纯也很执着.我和同去的知青们在村庄边上每个人栽了60棵树，表示要在农村稳稳地扎根60年，当时就是想在农村住下去，把那里的盐碱地治好。

我在村里待了两年，几乎每天都是天还没亮就起床下地了。那时没有手表，不知道时间，基本上"白天跟着太阳走，晚上跟着月亮走”。夏天日照时间长，早上四五点天就亮了，晚上八点天才黑。我起早贪黑，一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冬天日照时间短，早晨七点天才亮，晚上五点就黑天，

但晚饭七点以后，月亮出来了，还要借着月光去干活。一天下来也要千八九个小时。冬天，我和工友们挖沟修水渠，夏天就耗在田里种玉米、高粱，锄地。每天从田里做工回来，我还要就着煤油灯看书，一年四季不管是什么时间，只要一有空闲就书不离手，当地人都知道我爱看书，到现在我最大的爱好是逛书店、看书，家有两万多册藏书。我当时也没有想过读书是为了什么，自己也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我读书纯粹是个人爱好，每天的读书学习成为我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那两年里，我看了很多文学书籍，大多数都是苏联带有鲜明革命色彩的书，间或也有一些文学理论方面的。

我本以为自己会一直在农村这样生活下去。1976年年底，“文革”终于结束了，我突然发现还可以有另外的选择，就想到更远的地方去看看，于是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军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转折。

军旅生涯

军营，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

1976年年底，我成为江苏某炮兵连的一名新兵。在分班时，我因为算数算得快，被分配做计算兵，主要是用三角几何的原理将前沿阵地的目标算出来，然后放在更精密的军用地图上，以确定大炮的射程和精准度。

军营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事，教给我了受用一辈子的两个字——“纪律”!

有一次，我所在的连队出去打靶，晚上住在附近老乡家里。凌晨，连队紧急集合，为了不影响老乡休息，连长命令打背包不许掌灯。摸黑又赶上紧急集合，我走的时候没留意把老乡家的一条小床单打进背包里，背着包就上车走了。车走了一百多公里时，天渐渐亮了。我这时才发现背包的一角有片与军绿色全然不同的颜色，打开一看才发现那条床单。我赶紧跟连长汇报：“连长，对不起，把老百姓的床单带走了。”连长说：“不行，你得送回去。”

当时也有人提议到了地方找邮局给老乡寄回去，但连长很坚决，一定要让我送回去。我要用脚去丈量这一百多公里的路，花了一天半才走完，夜里都在走。走的时候思想也在斗争，那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各种情绪都缠绕在心头，压力、害怕、恐惧等等都在冲撞。这样做就是不对，必须得送回去，这是纪律。自己做的事一定要承担后果。部队就是这样锻炼人的性格。

上大学与“洋插队”

1978年，部队里通知可以报考大学了。我喜欢读书，毫不犹豫地就报了名。

我当时很想当作家，就报考了山东大学中文系。我的考分还比较高，就犹豫要不要进山大读中文系，等我选定中文系，老师告诉我中文系的人数已经满了，我的档案便被调到了山大经济系。开学后，我还是不死心，找老师申请换专业。老师说从中文系出来的不一定能当上作家，很多只写写书评。在山东大学当教授的舅舅也说，靠写字不一定能吃上饭。我心里虽然觉得遗憾，还是决定在经济系先试学一年。没想到一年后，我竟然喜欢上了经济学，就决定留在经济系。这段阴差阳错改变了我以后的事业方向和人生轨迹，也由此成为山大论坛上备受学弟们推崇的79级经济系校友。

我在校园里如饥似渴地学习，度过了充实的四年，在此期间喜欢上了读《资本论》。到现在我已经将《资本论》完整地读过三遍，其文学性可以与其思想性、方法论相媲美。

1983年，我从山大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当年听说有出国留学机会，我忍不住又想尝试。这一次，我又通过全国研究生考试公派选拔赴美留学考试，同年乘坐飞往美国的班机，飞越太平洋，来到了美国这块陌生而又神奇的土地，正式成为匹兹堡大学招收的中国内地留学生，攻读工商管理学硕士(MBA),主修财务。

那时候中国到美国没有直航，必须到日本转机，因为走得比较急,_基金会给我买了一张头等舱的机票。当时是曰航的航班，从北京先飞上海，从上海飞东京，我上去后发现飞机太好了，座位很大，还是跪式服务，从来没有受到过这种待遇，到了经济舱发现不是这样了，当时觉得震撼性还是蛮大的。

最初到美国我很震惊，比如，那时候抽水马桶在北京都很少，他们的抽水马桶是带香味的，我觉得这么奢侈，香味都用到厕所了。比如，那时候在北京买录像机，你要排队，柜台后面只有一台录像机放在那儿，给你拿来看一下，问你买不买。到美国后，发现录像机全都在大街上摆着。

我去之前完全不知道什么叫MBA，因为那时候没有人去读MBA,面试官问你将来想做什么？可能我答的范围比较窄，说想做比较简单的企业的事情，他说我应该读MBA,我就读了MBA。

在美国读书期间，我记得第一门课是一个印度人讲经济学，我听了两小时，就听懂了最后一句话“OK”，其他都没听懂。在学企业经济学的时候，现在叫微观经济学，觉得和我在国内学的资本论折旧的方法不一样，劳动力的价值都不在里面，我去找老师，给老师讲，这个和我学的是不一样的。那时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正是撒切尔、里根大量搞私有化的时候,实际上那时候是计划经济国家，不管是东欧，还是中国都比较困难，是经济还没有开始发展的时候。上了半年的课之后，我有点明白MBA了，原来就是为将来的生意做准备。但是当时国内的观念还不开放，做生意还有点被人瞧不起，所以我不太服气，就经常跑到经济系去听课。听着听着觉得跟国内学的经济学不一样：美国的经济学都是数学，公式推导型的，与我同去的两个在国内学数学的，在那儿都学得津津有味。所以，阴差阳错，我反倒把路走对了。

国企“放牛”

现在说在国外住过的人，在国外上过学的人更爱国，不是更爱国，而是更急迫地希望中国有进步，因为屈辱过、对比过。海外学子爱国的情结更重，更迫切地希望中国进步。

1987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读完MBA之后，我回到香港，一开始是为了帮朋友收购一家银行。结果银行没买成，人却留在了香港。去华润也是阴差阳错的，从当时的华润来讲，我没有感觉到华润是个国企，，当时我对企业的性质不是很敏感，觉得就是一个企业。

华润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代表了中国进出额的1/4,当时中国有500来亿，华润占100多亿p华润当时有盖章收钱的阶段，就是垄断阶段，也是代理。所有的东西都从华润走，比如现在卖衣服、卖纱布等简单的事，必须从华润走。华润当时有垄断，后来就没有了，从100亿美元掉到20亿美元，现在的华润有地产、电力、啤酒、零售、水泥一大堆东西，是上万亿资产的公司，完全是重新起来的。

我进去时华润集团正处于调整时期，旗下有个“烂摊子”叫永达利。最初华润集团买永达利的时候是想搞印染厂，但买过来之后香港又不许搞印染厂了，因为怕污染。在处理过程中，华润集团需要有个人来做代表解决此事。我只是企业发展部的基层员工，“临危受命”之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主持改造了永利达，又通过贷款在原厂址上盖起了大楼，等大楼建好后一倒手，结果这个项目为集团赚回4亿多港元。1992年，华润注资永达利，改名1•华润创业'成为华润系第一家上市公司，开创了中资企业进军资本市场的先河，我当时34岁，成为华创的董事总经理。自此之后，我以前的学习积累逐步在华润释放出来，1999年出任了华润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此后用一连串的策略性的资本运作，横跨房地产、零售业等主体行业，带领华润这样一家巨无霸“软着陆”，转向实业发展。

在过去二三十年，每一个人都是经过了中国变化最大，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最能引起人思考的阶段。为什么中国人都是哲学家呢？个个对政治、对变化这么敏感呢？因为有很多新鲜事物不断刺激你。江湖不是我们想走的，是社会给我们带来了大的变动，使我们每个人都在江湖里了。

如果有人说你的人生要事先设计好，说你的江湖人生就是这样，从小把理想都想好了，然后一步一步去实现，我觉得是瞎扯，没有人能完全按照设计走的，都是走一步不知道，就来了第二步了。

我相信人生是丰富的，是有很多色彩在里面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人生、对走过的路更深刻的认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