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行走在时代的风云中
余玮
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等各大媒体向全国发布恢复高考的消息。早在这之前几周，家住人民大学大院里的陈建功的父母已经得知了这一消息。书香门第的家庭对这种消息自然有天生的敏感。父母当即把陈建功从矿区召回家里，递给他几本早已准备好的复习材料，让他回到矿上认真准备应考。可是，已经发表了几篇作品的陈建功受当时的文艺思想的影响，想的是扎根矿山，当一名“工人作家”。
母亲坚持要儿子报考，说：“你不明白，是不是经过系统的读书训练，肯定是不一样的。想当作家更要上大学念念书。”最终，在母亲的“伟大的唠叨”下，被“逼迫”着走上高考恢复应试的首班车。
今天，于陈建功看来，1977年恢复的不仅仅是高考，开辟了一个平等竞争、公平公正的人才流动通道，也是恢复对科学、民主、平等等普世价值的尊重。“我觉得77、78级不仅意味着一群年轻人的命运转变，而是一个民族命运的转变。我们是如此真切地把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国家的命运连接在了一起。”
1978年初，陈建功作为27万幸运儿之一踏进了高等院校的殿堂。陈建功说，北大给予他基本的人生态度和学术态度的训练。
在北大，同班有很多热爱文艺的青年，他们很快结为好友，其中包括后来的文学批评家黄子平、编剧梁左、作家黄蓓佳、查建英等等。他们决定在校园内办一本文学刊物，起名《早晨》。“这是一本油印刊物，寄往各地，与一些高校的文学刊物交换，也投到许多杂志去。那时许多杂志刚刚复刊或新创建，都缺好稿子。因此很重视这些投稿。”陈建功记得，《花城》杂志看到《早晨》后居然派了两个编辑专门来北大选稿子，自己的作品《流水弯弯》就被选中。
北京大学的学习给陈建功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使他对文学的理解日渐深刻，也使他的创作水平得以迅速提高。1979年，短篇小说《盖棺》发表，当即被刚刚创刊的《小说选刊》选为创刊号的头题，使陈建功在文学界人气蹿升。《盖棺》的主角就是陈建功在挖煤时代结识的人物。陈建功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生活的感悟”和进入北大以后“对生活的再感悟”。大学毕业的那一年，陈建功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书——短篇小说集《迷乱的星空》。陈建功用素朴而鲜明的语言阐释自己的小说创作理念：“将你认识的人物，或者听说的人物、想象的人物搁在一块热闹热闹，这就是小说。”他说，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需要与众不同的阅历，需要独特的情感体验，同时还需要符合文学规律的专门训练，“只要你去考量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几乎都有一个不经意的训练过程。”
陈建功大学毕业前后，适逢王蒙等北京作家重提“文学为人生”的主张，希望对当时风行的“问题小说”有所突破。北京的不少作家渐渐于这一旗帜下取得共识，这一时期，陈建功连续发表《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等代表作，并连续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为文坛瞩目。大学毕业，陈建功进入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
陈建功深知，自己虽然有过10年矿工的阅历，作为一个专业作家，仍面临着情感资源缺失的危险，他开始向北京文化探胜求宝。同仁堂、“百年老卤”、荷花市场的“烤肉季”、旧京平民游乐场的故地天桥、前门外的大栅栏、胡同里的名人旧居……这些老北京有关的人与地，陈建功几乎都探访过，为他的写作积淀了不少生活的素材，他的《北京滋味》就让人品足了“京味儿”。
并非北京土生土长的陈建功却写活了北京的文化“土特产”，让无数读者还误以为他是北京籍作家。陈建功这样解释自己的京味作品的成功之道：“任何以地域文化为特色的作家，有所成就者，或是外来人士，即便是本地出生，也一定会有离开本地去外面生活一段时间的经历。如果他只有在本地文化中浸染的经历，而没有文化视角的变化，他也就无从进行文化的比较，就写不出更有地域文化韵味的作品。用文化学的角度说，有了这种反观才会产生一种文化震惊。因为在本地生活久了就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就没什么新奇的感觉了，只有有了一些外部文化的角度，他才有文化震惊，觉得新鲜。”
1995年2月，陈建功被调入中国作协工作，走在自己在文坛上的另一个起跑线上。他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和作家出版社社长，直至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后来又兼任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让丰厚的文化资源走向普通民众
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后，陈建功主倡组织过以“此物最堪思”为主题的作家友情展，在社会上反响不小。“现在有些展览太呆板了，没有趣味性，而且也不能光做文学史的展览，要有多样性，因此办了一个作家友情展，使文学馆和广大作家离得更近，和广大群众离得更近。”这是当时办展的初衷，但展览后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陈建功所始料不及的。
据陈建功讲，文学馆有一面绣着“丁玲不死”的锦旗，来自北大荒人的馈赠。这是因为丁玲去世时，有传言说她的“历史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将无法在遗体上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当年那些和丁玲一起在北大荒共患难的兵团战友们，赶绣了这面锦旗，为的是让他们爱戴和信任的“老丁”带着人民的深情远行。此事的结局当然是圆满的——丁玲所蒙受的历史冤案终获平反，她终于得以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上路，而这面北大荒人的馈赠，就成为了丁玲在人民的心中不死的见证……类似的故事很多。正如陈建功所说，几乎每一个作家家里，都珍藏有凝聚着党和人民对作家关怀和关爱的物品，也有凝聚着作家间友谊和情义的物品。珍藏的物品配上感人的“千字文”，自然“此物最堪思”。
到文学馆后，陈建功曾以馆长的名义给中国作家协会的7000多个会员写信，希望他们把自己的手稿和代表作的各种版本都捐献给文学馆。一天，他收到作家李心田的来信，信上说准备要把《闪闪的红星》等手稿捐赠给文学馆。接信后，陈建功十分高兴，随即回信说：“真是谢谢你了，我一定要亲自把你的手稿接过来。”不久，李心田又再来了一封信，说：“我被你的诚恳所感动，本来还是有所保留的，现在我决定要全部捐给你们了。”
当年，陈建功在现代文学馆馆长岗位上和同仁一道充分发挥文学馆的文化资源优势，以开拓的姿态去创造新局面，摸索出了许多办馆的新思路和新经验。
处世淡泊，做人低调，做事认真，生活上简单而充实：“平时除了写书看书以外，也挺喜欢运动，特别是游泳和打乒乓球。游泳是每天都坚持的，我喜欢一口气游1500米，一般会耗时45分钟。如果错过了游泳馆的时间，我就会步行1个小时，从我们家开走，经和平门绕到西单，西单绕到天安门，从天安门再绕回家。每天无论多忙，我都会坚持进行适当的锻炼，也喜欢旅游、摄影……生活上我注意节食，每天中午我只吃两根黄瓜，或者两个西红柿。当代人营养过剩，必须在饮食等方面节制。”
尽管大家都说陈建功的作品耐读、有思想、有生活，但是陈建功认为自己最好的作品是可爱的女儿。他与女儿亦师亦友，是女儿的知音。“在我们家里，父母跟女儿的关系是很平等的，我们从来不强迫她做任何事情，即使是小时候吃药，我们也从来没捏着鼻子灌过她，什么事都是跟她讲道理商量著来。长大后孩子在学校受到很好的教育，当然也有负面的压力，对此，我既不纵容孩子，也不强迫她就范于某些负面的东西。”
陈建功是一位极富爱心的作家，一直用自己的真情践行着社会和谐的理念。他曾和其他知名作家深入动植物保护一线，亲身体验和感悟，用感性的笔触和理性的反思，通过文学的形式呼吁生态保护，并被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聘请为扬子鳄的“代言人”。
跟进时代的紧迫感，直面文学前进步履的坦诚和他洒脱无累的生活态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造就了一个每天辛劳地耕耘奔波的陈建功，也造就了一个洒脱快乐仿佛永远洋溢着宽容达观的笑意的陈建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