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我们这届人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受各种运动的波及比较多,不论是在内心还是在现实生活中。
其实对于上山下乡,1964年就有宣传,但规模很小。“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党中央呼吁与工农兵结合。那时候我上初三,正准备升高中,突然学校不办了,我感到很震惊。不得不去上山下乡了,我回家就大哭了一场。离开北京的时候,满火车的知青都在哭。
1968年,我到了黑龙江建设兵团852农场,一帮知青中,少数思想比较相投的人交往很密切,在思想上也越来越离经叛道。
我们在农场待了大约9年,与不计其数的知青一样,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目睹社会变得极其糟糕。
其实吃苦倒没关系,因为长期的宣传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当地农场的人也很苦,他们的生活状况也能唤起年轻人的理想。我主要感觉内心比较悲哀,本来觉得自己有潜力、有才能,到了农村,好一点儿的工作都不让我做,只让我掏厕所。掏了不计其数的厕所后,我再也看不到任何前途。
那时候其实读书也不少,知青里有些人很爱读书,会千方百计找书。我那时候也找书、换书、偷书。有个朋友是宣传干部,告诉我们两年前抄家的时候,把抄来的书搁在几个大书柜里。他告诉了我们书柜在哪儿,我们找个日子去了,弄来六手提包书,有小说、世界名著、哲学著作。
1977年初,我回到了北京。2月,我的户口也到了。那时候我待业,在劳动局等待分配工作,后来就传来消息,说恢复高考了。
其实在1977年参加高考的人中,我的经历跟大部分人相似。所以那个时代,任何一个人的成长经历,都具有典型性。我们这一届人就是从那样的环境中过来的。可以说,社会变化的轨迹,在我们这一届年轻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接下来就参加高考了。我的实力没问题,但心理负担太重。我们这一届人中,心理负担重的人很多,因为大家都觉得机会太难得了,加上年纪太大,觉得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所以都觉得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我是扩招之后才被录取的。我觉得我们这一届人,确实具有一些由客观因素导致的特性。战争爆发的年代学校都不会不办,但“文革”的时候,大多数学校都荒废了。所以我们确实是特殊的大学生,一个班的同学,年纪能相差十几岁。
由于年纪相差大,我们这一届人极具多样性,独立性也强,其他的很多特性,与这两个特征都有关系。
由于年龄相差大,经历差别也很大,所以大家在一起,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丰富的个性表现得比较多。当时对于同一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不会形成共识。
而且,由于大家都有漫长的自学经历,所以这一届人有很好的学习习惯,主动性和自学的精神也很强。比如我的外语,就差不多都是自学的。在我们刚入校的时候,系里进行摸底,有些学生连《二十四史》都自学过了,搞得老师们诚惶诚恐,赶紧备课。第一学期连专业课都不敢上,因为很多老师《二十四史》都从没有读过。
入校以后,对比以前的工农兵学员,我们这一届刻苦多了。我们自己感觉不到,因为一直就是这个劲儿。但我们这一届比以前和以后的学生都要刻苦一些,毕竟学业荒废了10年,很多人年纪也大了,想补回来。
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运动。当时我是班级体育委员,经常找各种名目踢球,搞得大家跟着疯。那时候我们踢小场子,一边五六个人,找遍了比赛的名义,以宿舍名义啦,小组名义啦,年龄名义啦,天天踢,三伏天的中午也踢。那真叫大干啊!当时大家都像有浑身的力气使不完。
后来,我们这一届由于人少,国家也需要,走上不同的岗位后,都成了各个行业的佼佼者。
我们这一届人,可以自夸的,包括独立性、多样性、生活阅历丰富等,但要真说我们这代人有多少学识,这是不能吹的。我们读的书跟前辈、后辈比,那是比不过的。当知青时,偷书能偷几本呀?我们在最好的年龄,阅读的知识面其实是非常狭窄的,能零敲碎打读完几本书就算不错了。所以,我们多数人是生活在文化沙漠里的。
【郑也夫,1950年生于北京,1968~1977年作为知青下放到北大荒,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获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硕士,1986年获美国丹佛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先后供职于北京社科院、中国社科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